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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党史专家讲述档案背后的谢高华

开放义乌市场的重大决策如何出炉?“四个允许”具体内容如何演变?兴商建县战略是谁先提出来的……

人物档案:

刘俊义,义乌人,出生于1965年9月,曾任义乌市志办副主编、《义乌丛书》副主编,现为义乌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干事、资深党史专家。

核心提示

说到谢高华和义乌,人们常常会联想到开放市场、“四个允许”、兴商建县、计税创新等4个关键词。经过30多年的人事变迁后,对于这4个关键词的来龙去脉,出现了不同版本。

上周,义乌市委党史研究室资深专家刘俊义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从党史档案的角度,真实还原义乌市场开放的经过,以及义乌党史档案背后与谢高华有关的故事。

开放市场:

以稠城镇名义发通告,但背后离不开谢高华支持

担任义乌县委书记期间,谢高华最大的贡献是推动义乌市场开放。

不过,经过30多年的人事变迁后,对于义乌市场开放的相关经过,一度出现多个版本。比如,有人认为,开放义乌市场的决定是由当时的稠城镇政府作出的,并非谢高华或义乌县委。

近年来,刘俊义通过查阅大量历史档案,梳理出义乌市场开放的大致经过。

1982年初,义乌全县个体户发展到4000余户,其中经营小百货的有3000户左右,共计6000余人,且多数未登记发证。如何管理数量庞大的个体户,成为当时义乌广大干部群众讨论的焦点。

1982年3月10日,受时任义乌县长范华福委托,时任常务副县长吴璀桃召开县长办公会议,就义乌县工商部门提交的稠城镇集贸市场整顿等问题进行第一次讨论。3月26日,围绕稠城镇集贸市场整顿问题,义乌县政府又召开县长办公会议。

1982年4月,谢高华调任义乌县委书记。

1982年6月23日,义乌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专门听取当年1—5月财贸工作汇报,并对小百货市场整顿问题进行研究。会上有人提出:“农民经商太多!”谢高华当即反驳:“你这个看法我不大赞同……义乌的市场是个很好的市场,很有发展前途……不能把要搞活的经济搞得死死的。中央的政策是搞活经济,长期不变……要解放思想,我看这个就是(义乌的)优势……”

1982年6月23日召开的义乌县委常委会会议,时间在谢高华到义乌任职两个多月后、义乌正式作出开放市场决定两个多月前,是谢高华支持开放义乌市场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

今年3月14日,记者在义乌市档案馆查阅了一份编号为“1982年1-32-3卷”的历史档案。这份档案是1982年6月23日义乌县委常委会会议的原始会议记录。从会议记录看,这次会议的开始时间是1982年6月23日下午2时,地点为义乌县委常委会会议室,参会者为当时的义乌县委常委班子,主持人为谢高华。记者注意到,刘俊义梳理的内容与会议记录相吻合。

1982年8月25日,义乌县以稠城镇市场整顿领导小组名义发布《关于加强小百货市场管理的通告》,宣布义乌市场于9月5日正式开放。

“从历史档案中可以发现,谢书记到义乌任职前,义乌县政府层面已开始讨论集贸市场整顿问题,开放义乌市场已具备一定的民意基础。谢书记到义乌后,县委常委会曾召开会议,研究小百货市场整顿问题,谢书记明确表态要搞活义乌市场。尽管后来开放市场的通告以稠城镇市场整顿领导小组名义发布,但背后肯定离不开义乌县委和谢书记的大力支持。”刘俊义说。

“四个允许”:

具体内容有两个版本,但改革精神一脉相承

“四个允许”也是与谢高华密切相关的一个焦点话题。近年来,关于“四个允许”,义乌也出现了不同版本。为此,刘俊义也通过查阅相关历史资料的方式进行了梳理。

1982年11月,谢高华在全县专业户、重点户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四个允许”:允许专业户、重点户(包括干部、教师、职工家属等)承包的口粮田责任田转包,转包者为被转包者提供牌价的部分或全部口粮和农副产品;允许专业户、重点户、能工巧匠在经过批准的前提下,带三至五名学徒或帮手,这不叫雇工剥削;允许专业户、重点户在完成国家统购、派购任务以后,将农副产品继续卖给国家或者拿到市场上搞议价销售;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保证完成国家统购、派购任务以后,除粮食外,允许长途运销。

为落实谢高华讲话要求,1982年12月4日,义乌县委下发《关于大力支持专业户、重点户的几点意见》,重申“四个允许”,文字上稍有改动。1983年1月14日,义乌县政府下发《关于对农村专业户和各种经济联合体工商登记发证和银行开户的通知》,对“四个允许”作进一步补充。1984年,谢高华又在全县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十条流通渠道”,这是对“四个允许”的延伸和完善。

上述是“四个允许”第一个版本的相关内容及演变过程。第一个版本主要针对农村、农业、农民,但同样惠及义乌市场和个体户。

“四个允许”的第二个版本,出自1985年1月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此时,谢高华已调离义乌。在这次会议上,时任义乌县委书记赵仲光在总结义乌农村发展经验时提到,义乌早在1982年就实行了“四个允许”,即“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放开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

由于人事变迁,现在很多人不清楚“四个允许”的出炉过程,一些媒体在报道中也经常混淆两个版本的具体内容。

刘俊义认为,尽管赵仲光版“四个允许”与谢高华版“四个允许”内容发生了变化,但赵仲光版“四个允许”是对1982年以来义乌农村工作的客观总结和真实提炼。因此,“四个允许”前后两个版本的改革创新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兴商建县:

由谢高华最先提出,离任后上升为发展战略

兴商建县(市)是义乌坚持了30多年的发展战略。据了解,兴商建县也是谢高华最先提出。

1984年10月5日,在全县区、镇、乡党委书记会议上,谢高华说:“义乌人民有经商的传统……要发挥这个优势……要兴商建县。”

记者了解到,关于上述讲话,在2011年12月出版的《义乌市志》中有确切记载。这是义乌第一次提出兴商建县设想,但当时并未上升到发展战略高度。

1985年1月,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赵仲光以《兴商建县 振兴义乌》为题作了典型发言。

今年2月,时任义乌县委办副主任吴唐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说,赵仲光的发言材料事先得到省农办有关专家的修改和提炼。之后,兴商建县开始广为人知,并逐渐上升到义乌发展战略高度。

义乌撤县建市后,兴商建县改为兴商建市。此后,义乌历届市委领导班子一任接着一任干,不断完善和丰富兴商建市的发展内涵,兴商建市战略得以延续至今。

2006年4月,在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的亲自推动下,省委、省政府在全省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在义乌发展经验六大内涵中,第一点就是兴商建市。

计税创新:

由相关部门提出,

得到谢高华强力支持

计税创新也是谢高华留给义乌的宝贵经验。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开放初期,义乌相关部门根据小商品经营薄利多销、个体户流动性大等特点,规定批量销售一次成交额在30元以上者,要向小商品市场管理服务站开具发票,缴纳相关税费。由于税负较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场经营户的积极性。

谢高华得知上述情况后,要求相关部门为小商品市场开绿灯,并特别提出:对义乌市场的税收要“养鸡生蛋”,不要“杀鸡取蛋”。

之后,义乌县有关部门根据谢高华的要求,创造性地提出“定额计征、源泉控管”计税办法。该办法是对市场经营户采用定额包干的方式,按摊位地段和商品类别,确定每一个摊位的应税营业额,按税率计算出纳税定额,一年一定,编组评议,按月分交。对于这样的创新举措,谢高华给予大力支持。尽管后来省财政厅调查小组专程到义乌调查,谢高华也调离义乌,但“定额计征、源泉控管”计税办法为发展初期的义乌市场引入“一池春水”,产生了“放水养鱼”的效果。

“现在有人说,‘定额计征、源泉控管’计税办法是谢书记提出来的,这一说法并不准确。作为时任义乌县委书记,他直接提出具体计税办法的可能性不大。‘定额计征、源泉控管’计税办法是在谢书记的指导下,由税务、工商等相关部门研究后提出来的。当然,如果没有谢书记的强力支持,这项造福义乌市场的计税办法也不可能得以实施。”刘俊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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