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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台州:脱下“红帽子” 创新股份制

岁月不惑,春秋正隆。改革开放40年来,党带领全国人民爬坡过坎、攻坚克难,以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凯歌,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改革画卷。风雨四十年,改革在路上。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人民网策划推出“40年·改革印记”系列报道,用记者的视频、图片、文字,通过人民网、手机人民网、人民网法人微博、微信、人民视频APP等多个端口,为您讲述全国各地、各行业的“改革印记”,在时光的记忆中传递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感受日新月异的时代巨变。

翻开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长卷,1982年12月28日这天,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合作企业——台州市温岭县牧屿牧南工艺美术厂宣告成立。

此后,“股份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江南北。

这第一张股份制合作企业营业执照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记者乘坐高铁,来到了台州……

摘掉“红帽子” 全国首家股份合作制企业呱呱坠地

在以“藏富于民”著称的浙江,台州这座城市,不得不提。

台州99.5%的企业都是民营。这些民企,以实业为基,将住房当做厂房起家,创造了全市92%的税收和77.5%的地区生产总值。

“春江水暖鸭先知”。对于改革开放,民企有最原始的渴望,也有着最敏锐的触觉。成立股份制合作企业,台州人第一个站了出来。

陈心鹤,就是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诞生的见证人。

记者在温岭见到了88岁的陈心鹤。老人拄着拐杖,穿一身条纹衬衣,精神矍铄,回忆起当时情形,思路十分清晰。

时光回溯到1982年,当时52岁的陈心鹤任温岭县社队企业管理局生产股股长。

那个年代,但凡个体经营者要创办企业,都要打报告,只有公社或者大队盖章通过申请后,才能送报工商局。陈心鹤当时就是负责公社里企业的申请审批。

“咚、咚、咚……”11月下旬的一个午后,刚到上班时间,陈心鹤的办公室便响起了敲门声。陈心鹤抬头一看,两位看起来有些拘谨的年青人站在门口,前面的那位,脚步有些犹豫,被后面那位年轻人悄悄用身体顶了几下,才踏进门口。

简单交谈后,陈心鹤得知,他们一个叫陈华根,一个叫王华森,是牧屿公社的两位农民。志同道合的他们希望赶在年底前以“大队集体所有制”的性质把企业的营业执照办下来,以便于企业对外经营。

牧屿牧南工艺美术厂获批时的文件

仔仔细细看了申报材料,陈心鹤发现了问题:两人申报的企业性质是大队集体所有制,也就是所谓的“队办企业”,但实际出资者,却只有陈华根、王华森等4人,厂房也是他们自己的房子,跟大队和公社无任何关系。如果这样子批给他们,短期内没什么影响,但会给企业今后的发展埋下巨大隐患。

“钱是你们的,房子也是你们的,跟大队跟公社没有关系。你们以后生意亏了倒好说,就是你们几个人的事;要是将来赚了大钱,生产队干部、社员按理说都有份儿,大家都要来分一杯羹。企业如何继续发展下去?就算打官司也没有胜算,‘大队集体所有制’几个大字清清楚楚写着呢!”

听陈心鹤一说,两名青年互相看了一眼,陈华根刚要说些什么,想了想,又打住了。

看着两个年轻人为难的样子,陈心鹤明白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不挂个集体的名头,生意确实很难做下去。”一个是因为害怕成为被打击的投机倒把对象,因此个体企业都要戴上社办、队办、乡办、镇办、村办等集体形式的“红帽子”;另一个,带“红帽子”经营,在人们潜意识里,还是企业一种信用的体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推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中央制订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从1978年到1982年,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改革春风,吹暖了人心,让不少人跃跃欲试,但是,“红帽子”,始终是一块巨石,压在人们心头。

“要想发展,就要改革,就要敢于推动企业摘掉‘红帽子’。”在全国思想大解放的背景下,陈心鹤找到了破题关键,并做通了陈华根的工作。接着,陈心鹤的想法得到了社队企业管理局和公社党委的支持。

最终,在温社企字(82)第74号文件《同意建办“温岭县西缝纫机另件厂”企业的通知》中,温岭县社队企业管理局明确:将温岭县牧屿牧南工艺美术厂等4家企业的性质,定为“社员联营集体”。由此,全国第一家有据可考、经过工商注册的股份合作企业呱呱坠地。

创建初期的牧屿牧南工艺美术厂

首家股份合作制企业诞生后,台州一批批“股份合作制”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仅1983年一年,温岭县先后批了200多家联户经营集体企业。“1983-1984年,超过1300家‘红帽子’企业在我手上‘摘帽’。”陈心鹤回忆说,股份合作制企业很快就形成了一股热潮,席卷台州。据统计,仅在1988年底,台州已有这类股份合作制民营企业近万家,创产值37亿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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