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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金华精神的婺学意蕴

□郑晨曦

以“信义和美,拼搏实干,共建图强”为内涵的新时代金华精神,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金华的实践,传承地域文化特质,体现对未来美好理想的追求。深入体会其丰富的地域文化意蕴,有助于我们以昂扬的精神状态,投身到共同建设“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文明城市的伟大工作中。吕祖谦创立的“婺学”,也称“吕学”,力主发愤图强,强调“实事实功”,是我们今天培植新时代金华精神的深厚土壤和不竭源泉。

一、信义:

“信”乃“实德”,

“义”列德首

信义,信即诚信,真诚忠信,义即宜,也即道义,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信义,就是能够遵守互相之间或集体之间的约定、协议及诺言,诚实无欺,坚持到底,不背叛、出卖。

吕祖谦“婺学”思想坚持以“德教为先”,首重诚信明义。“君子之于信义,与生俱生,犹手足体肤之不可须臾舍也。”(《东莱博议卷二十》)无论治国还是修身,诚信和道义是片刻也不可以背弃的。具备“忠信”之心,忠诚信实,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大抵为学之道,当先立大根本,忠信乃实德也,有此实德则可以进德修业(《东莱文集·易说·乾》)。”这里说的“实德”便是践行“实理”也即实在的道理而赋有的品德。有此“忠信”的实德则可以进德修业,没有“忠信”,一个人即使学到了一些才干也派不上多大用场。在吕祖谦手订的丽泽书院《学规》中第一条就明确规定“凡预此集,以孝悌忠信为本”,对以传统儒家孝悌忠信为主要内涵的主流价值观约定的学习力行乃是学习的根本任务。“言行相反”“文过遂非”就是不诚于信义。他曾以反问的方式提出一个相反的观点:“彼区区忠信诚悫何足称于孙吴之门哉?”——在孙武吴起所擅长的军事用兵领域诚信是行不通的、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然后在辩驳中立论道:即使在军事用兵领域,也无所不用诚信。世上未曾有因诚信而轻忽的,未曾有因诚信而贪婪冒进的,未曾有因诚信而纷扰的;“用是诚以抚御,则众皆不疑,非反间之所能惑也:用是诚以备御,则众皆不怠,非诡谋之所能误也(《东莱博议卷一》)。”用诚信来治理,兵众不致疑惑,用诚信来备战,兵众不敢懈怠,那敌方还怎么能因我们的轻忽、贪心、纷乱、疑虑、懈怠而破入?若把诚信立定了,便可把轻、贪、乱、疑、怠五种害处统统除去。所以最善于用兵的人,原本就没有高出于立有诚信的君子之列。立心要实诚的基础是“明理”。“为学须识义、利、逊、悌、廉、耻六字。”(《东莱文集·太学策问》)“然则君子之为义,夜以继日,不敢不用其极者,非特就义,亦所以避祸也。”(《东莱博义卷三》)信义是一个人过去履行承诺的记录,也是一种人人可以尝试的自我管理模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趋吉避凶的行为艺术,实为德行之首。

按照“信义”的要求对人们进行价值引导能使天下人人共同期望的自尊与和谐得以实现。社会精英在践行信义上必须担当首要的责任。“义之所责,民略而士详(《东莱博议卷十七》)”,践行信义的要求,对士人(读书人,受教育的社会精英)要更详细严厉一些。在以《晚春》为题的诗中,他极力推崇董仲舒守信明义的定力:“卷地狂风殿晚春,落花盖水欲成云。向人不改古时面,惟有苍松与此君。”要通过不断强化社会精英的榜样引领效应,期勉以主流价值约定为主旨的“信义”内化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自觉行动。

二、和美:“和气致祥”,“兼容”为美

和美,和谐美好。中国在近3000年前就有“和则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揭示和谐的哲学内涵:不同的事物兼容共存能产生新的事物,追求完全相同则不会有新的东西创生。吕祖谦婺学很好地传承和弘扬了这一份伟大的遗产。“和气致祥,乖气致异。二气之相应,犹桴鼓也。”(《东莱博议卷五》)和谐导致吉祥,乖戾导致灾异,它们的因果相应就像以鼓槌击鼓响声相应一样必然。“大凡天生万物,不无善恶,要之欲各得其所。如城邑市井则人居之,山林薮泽虎狼居之,江海沮洳鱼龙居之,而各得其所,故谓之兼容。”(《东莱文集·史说》)天地万物多种多样,大小形态及强弱各异,自是天之所生,虽有善恶,却是各得其所。正如人们住在城邑市井,虎狼居于山林薮泽,鱼龙安游于江海沮洳,天下万物无论大小强弱善恶都有其容身之地,各得其分,可兼容于天地之间。“鹃鹏不以大自夸,蜩鸡不以小自谦,冥灵不以久自喜,蟪蛄不以短自忧。”强大者亦不自夸,弱小者亦不自谦,长寿者短命者都无喜亦无忧。“日、月、星辰、云汉之章,天之文也;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人之文也。”“唯能观察此理,则在天者可以知时变,在人者可以化成天下也。”自然界中日月星辰云汉各有不同,纷繁绚烂,从其运行变化中也可推测气候时令,这就是大自然所呈现出来的大美。自然界的“各得其所”,人类社会的“各得其分”,各守其分,社会自然和谐昌盛,天下自然万世太平。“天地之大德曰生。”“存异兼容”的融合境界蕴含一种天地大德的大美境界。

“存异兼容”的融合境界也体现出一种智慧与精明之美,是在获得最终的真理之路上不可或缺的历经过程。吕祖谦的人格和学风也体现了这种“和气致祥”“兼容”为美的特质。他主张对学术上的不同观点,展开经常性讨论,对各种“相反之论”都能虚心听取,并予以尊重。强调要具备求同存异的气度,对于不同学术观点泛观广接,“近日思量吾济所以不进昔。只缘多喜与同臭味者处,殊欠泛观广接,故于物情事理多所不察,而根本渗漏处,往往鲁莽不见,要须力去此病乃可”(《东莱文集·与刘衡州》)。把学业“不进”,归结为“多喜与同臭味者处,殊欠泛观广接”,指明“道不同不相知”的观点未免缺乏“广大温润气象”(《东莱文集·与朱元晦》)。朱熹赞佩吕祖谦:“有蓍龟之智,而处之若愚;有河汉之辩,而守之若呐;胸有云梦之富,而不以自多。”正因为吕祖谦“心平气和,不立崖岸”存疑兼容,没有固执的观点及排他的思想,而是以儒家核心价值观为标准,以务实图强为目的,游弋涵泳于各学派之间,“兼取众长”,不同于当时任何各家学说,却兼有各家学说之长,呈现出一种浑然天成的和美融合境界,所以“一时英伟卓荦之士皆归心焉(《宋史·本传》)。”

三、拼搏:“向前有功”,“激励振起”

拼搏,即尽最大的力量,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吕祖谦提出了“以心御气”“气听命于心”的命题,讴歌“心的力量”,旨在强调主观对客观的统帅与支配,弘扬主观能动性,激励拼搏精神。杰出人物都是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升自我、超越自我的人。“圣贤君子以心御气,而不为气所御,以心移气而不为气所移。”(《东莱博议》卷一) “不息”即运动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要想“立天下之功”关键是必须“立不已之心”。任何东西停止了向前发展,其生命力也就终止了。“天下事若不向前,安能成其大?如士人为学,有志伊(尹)、周(公)事业,也须是向前去。”(《东莱文集·易说·解》卷一四) “天下之事,向前则有功,不向前,百年亦只如此,盖往则有功也。天下之事,方其蛊也,皆有可畏之势,如大川之滔滔然,于此而往焉,则有事而可治矣。”当社会弊病积聚,价值观混乱之时,要向前需要有勇敢无畏的拼搏精神,勇立汹涌澎湃的潮头,甚至抗拒浪滔滚滚的潮流。“向前则有功”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根据变化了的社会实际情况,增添创造前人所没有的东西。“祖宗之意,只欲天下安,我措置得天下安,便是承祖宗之意,不必事事要学也。” (《东莱文集·易说·蛊》卷十二)要承祖宗之意而不是对祖宗之事亦步亦趋。“视前代未备者,固当激励而振起,其远过前代者尤当爱护而扶持。”(《东莱文集·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凡是前人所不完备的东西,后人应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担当拼搏的精神进行大胆的创造;凡是后人发展了前人所没有的东西,更应该加以“爱护而扶持”,使之发扬光大。遇到困难,要全力反求自己更加努力奋斗,才会日益精明。“今既应物涉事,步步皆是体验处,若知其难而悉力反求,则日益精明,若畏其难而日益偷惰,则向来意思悉冰消瓦解矣。”(《东莱外集·与郭养正》卷六)一切都在自己。“天下之事未有不由己者。”“前无御(阻拦)者,欲圣则圣;后无挽(挽留)者,欲狂则狂。”(《东莱博议卷十二》)向前还是退后、成圣还是成狂,一切取决于自己。无论何时都要不忘初心,保持不恋宴客享乐的压力感。“物以顺至者必以逆观。天下之祸不生于逆而生于顺。”剑盾未必能败敌,而金玉每足以灭人国。“宴安者,众恶之门。”它会使进入的人由贤明变为昏愚、刚勇变为懦弱、洁净变为污秽。(《东莱博议》卷四)贪图安逸就必然导致“百殃并集”、如同“鸩毒”一样“至惨至酷”。

关键是不可失却主观自觉性,激励振起干事创业的责任感。“天下无不可为之时,而无不可除之患。”(《东莱博议》卷六)患难未形成时我有防止的办法,患难已形成之后,我有解救的策略,就看应对的措施如何。要坚定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既大胆探索又脚踏实地,以永不懈怠的敬业、乐业激情拼搏奋进。

四、实干:“惇厚笃实”,“深体力行”

实干,即实学实干。婺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经世致用,强调实干。吕祖谦力倡“惇厚笃实”的为学修业之风,特别推崇惇厚为实干精神的人格内核。“为学须质厚。”“行有不得者,当返求诸己。外有龃龉,必内有窒碍。反观内省皆是进步,不敢以为时异势殊之说自恕。”(《东莱文集·与刘子澄》)“责己当厚”,本于朴实诚恳,在实践行为失利的时候,不是将责任推给外界,责备别人,而是认真深切地反观自身,返求诸己,不轻易以外界条件的时异势殊而自己原谅自己,自己掩饰自己。只有如此,才能获得学养上的进步和道德上的完善。“五帝、三王名史曰:“惇”,尤有深意。”(《东莱学案》)“惇”即对敦厚笃实的劝勉推崇,是历史的本质,离开对先辈优良品德和传统的学习、研索和继承,人就会丧失厚度,社会就会归于浇薄与浮浅。笃实工夫,首先是“守其初心”“立其根本”“人当件件守初心,如自贫贱而之富贵,不可以富贵移其所履”(《东莱文集·易说·履》)。“件件守初心”就是扎扎实实步步为营的增量提升也即“笃实”过程。 “笃于忠厚”,即以“忠”与“厚”为确定不移的行为方式,只有笃于忠厚,包容万物,才能使人世间充满和谐、善意和宽容之气;忠诚信实,才能实心任事,踏实处事,扎实干事,实干成事。

一个人为学修业最重要的途径,不是苦学,也不是讲论,而是要付之以实行实干。“学者以务实躬行为本。”(《东莱文集卷五》)“切要工夫,莫如就实。深体力行,乃知此二字甚难而有味。”笃实、力行是一个人道德修养和人格境界的必由之道,因而,务必要深切体会而力行之。 “知”与“行”的关系犹如识路和走路,“知犹识路,行犹进步”(《东莱文集·与朱元晦》)。“致知”与“力行”是认识活动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必须认识实践同时兼顾。“知而不至则行必不力”,但知而不行,“知”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而流入空虚。事情做出来以后才知道是与非,文章也只有写出来才知道“工”与“拙”。只有亲自动手去做,才会找到失败之根源,找到隐藏在事物深层的依据,纠正起来也才有下手的目标。否则连纠正都不知如何纠正。“致知力行不是两截,力行亦所以致其知”。人人都知道江面水急浪高,行船之凶险,但也只有亲身碰上风涛几乎要将船掀翻的凶险后,才会真正引起重视。(《东莱文集·太学策问》)

吕祖谦为自己及初仕之门人订立《官箴篇》二十五条,详及清廉、勤政、爱民等各个方面的细节,并为当官者详订了禁条,如“买非日用物”“受所部送馈及赴会”等等,这些都说明婺学以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为导向的实干精神,强调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去学习,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去学习,在学习中解决问题,通过解决问题进一步提高学习力和执行力。

五、共建:群策群力,“共集事功”

共建即共同创建。吕祖谦认为,世界上关于客观事物的各种道理是无穷无尽的,个人的知识才能是有限的,纵然是“贤明”的君主,也不过是一些“志勤道远”的人物,而不是什么超凡入圣“代天行事”的神明。决定国家的大事和社会的进步,并非“自任一己之聪明”所能奏效,必须“合群策,定成策,次第行之”,“广揽豪杰,共集事功(《东莱文集·太学策问》)”才可。“相与共图大计”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勾践的复国、刘邦的得天下,就在于他们处理问题不是“师心自用”,而是注意吸取“众人聪明”。以君主的偶像舜而言,“如治水取诸禹,曲礼取诸夷之类。”治水要向禹学习,订制曲礼要吸取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个人之智只是一滴水,一盏灯,只有汇集众人之才智,方能波澜壮阔,灯火通明。“譬如水积畜多,故波澜自然成文,又如灯烛,若一灯一烛固未见好,唯多后,彼此支光,然后可观。”(《东莱文集·易说·履》)统治集团内部应配合默契形成合力。贤明之君只要在上总揽治国之“大纲”,具体的事情让大臣们去处理。“盖用众人聪明以临下,此乃大君之所宜。”(《东莱文集·易说·临》)最理想的政治局面应该是“上下相应,固尽善矣(《东莱文集·易说·临》) 。”“独运万机之说”不但会使“天下大计或者所遗,治效不进”,而且会造成“上益务揽其政,下益得逃其责”的局面,结果只能是“事由中出,听其声,不究其实”,造成严重的形式主义后果。

君民关系是舟和水关系。“居君之位,自可怡然燕处,然位虽高而理实危。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苟恃其尊,则必底于败。故曰抚我则后(天子),虐我则仇(仇敌)。”(《东莱文集·易说·离》)统治者地位虽高,而从理势而言却处于危机之中,人民群众中蕴藏着足以推毁任何一个政权的伟大力量。能够抚慰我就拥戴为天子,虐待我就反抗成仇敌。“盖国之根本,全在小民。其兴其亡,不在大族,不在诸侯,不在奸雄、盗贼,止(只)在小民之身。”(《东莱文集·钱说·召浩》)“闻街谈巷语,句句皆有可听;见舆召皂隶,人人皆有可取。”(《东莱文集·孟子说》)身处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的“街谈巷语”包含了大量有价值的见解。上古圣君明主如尧、舜之所以圣明,就在于他们善于从拉车的使唤的随从的隶属的等等这些底层人物身上汲取聪明智慧和治国才干。统治者应珍惜劳动群众的劳动成果,“民之服田力穑,岂不其劳?君若以为宝,民则以为好(《东莱文集·诗说拾遗》)。”统治集团以民为宝,体恤他们的辛劳,人民群众才有劳动创造的积极性,激发共同参与社会建设的能力和活力。

六、图强:自励自立,自戒自强

图强就是励精进取、争先创强。吕祖谦认为“如强胜弱,多胜寡等,此天下之常道,兵家之定论也(《东莱博议卷十三》)。”强胜弱、多胜寡、大胜小是确定不移的必然之势。但是,“强弱在人而不在地。”强弱变化的主动权在于人。社会历史的发展转化所需的一定客观条件,更需要靠人的主观努力加以创造。因此,首先要自励自立。“自安”于现状就很难由弱变强,由愚变智,“苟以龌龊自保为量力,则人将自安于弱而终于弱矣,自安于愚而终于愚矣。”前进的目标是十分重要的,必须“以立是期(确立理想目标)”,这好比射箭必须要有靶子,走路要有目标一样。“天下之为治者,未尝无所期也。”从来的善治都是先确立明确的目标,以目标来终极导向,以目标来过程激励,以目标来绩效管理。因此理想的目标要尽可能立得高一些。要有一往直前、不生止心的精神。“若上而止于上,其志满矣,则必不能保其上;强而止于强,其志满矣;则必不能保其强,是犹坂上走丸,欲止之而不得,其势然”“所期既满,其心亦满。满则骄,骄则怠,怠则衰。”“志”期不高则易达目标而生止心,无大志而安于小,则自觉性能动性也必然自失。强弱在条件具备中转化,开始在不自觉中进行,关键是要自戒自强。主观上“恃大恃强恃多”,就会失去自觉自主,导致“堕废其力而不能用”。“天下之事,成于惧而败于忽。”(《东莱博议卷二》)祸来自疏忽,福原于戒惧。秦穆公“逆观”当时诸侯国之间的相互兼并,引起自己的“戒惕”和“心警”, “心警则政一新,固可离危亡之门而得治安之基矣(《东莱博议卷二十一》)。”从而变秦为强国。“以难为常,是福之基也。”成就伟大事业,往往要作最坏的打算,向最好处努力。光有高企的期望目标还不行,还要有具体的实际行动。“当险难之时,必有动作施设,然后可以出险。”(《东莱文集·易说·解卦》)

生命总是在磨难、挫折、凋落和摧残中茁壮。“天之生物,自蘖而条,自华而实,特造化之小者耳。霜焉、雪焉、劲烈刻励,翦击其枝叶,剥伤其肌理,然后能反膏收液,郁积磅礴,发而为阳春之滋荣,此天下之大造化也。必有大凋落然后有大发生,必有大摧折然后有大成就。”(《东莱博议卷十三》)大凋落与大摧折原本就是天地陶铸万物的大造化,克服自身的私念恶习,不使之成为呼应外恶之内贼,经受得了劲烈刻励的大凋落、翦击剥伤的大摧残,才能使自己真正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强者,真正做成时代洪流中强者的事业。 (作者为市舆论导控中心、市委讲师团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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