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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77、78),我参加高考

相信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会有回报,所有的美好终会如期而至

又是一年高考时。高考,总是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记忆,而1977,便是那个在很多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难忘数字,1977年的寒冷冬天,因“文革”中断了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得到恢复,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让数百万中国年轻人燃起了激情和希望,看到了未来与改写命运的机会。

当时有570多万人参加了考试,虽然最终录取了不到30万人,但是这一举措实实在在地激励了成千上万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求学大军中去。那一年,你参加高考了吗?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亲历者们,又有着什么样的感受?我们分组找寻,他们说,“知识改变命运”“感谢高考”“我实现了梦想”……都是短短的几个字,却是个人在时代变革下的缩影,“感谢高考”,让无数梦想拥有了平等实现的机会,让奋斗成为一种可能。

世上没有徒劳的努力,没有白费的时间,没有空跑的路,没有碰巧的成功。决定你成功的是你昨天的努力和今天的坚持!相信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会有回报,所有的美好终会如期而至。

今天又是高考日,愿所有学子不负韶华,欣然归来。

农民的儿子

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人生目标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1977年在改革开放的第一年考上了浙江财政银行学校,毕业后近40年来在母校的亲切关怀下茁壮成长,实现自己人生的目标,从一个生产队会计成长为国有大型股份制银行的管理人员,为国家的金融事业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力量。”

上述文字,是义乌的刘联民在去年举办的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浙江银行学校)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校友征文活动中写的,他说,1977年,在当时那坚冰初破、百废待兴的时节,恢复高考的重大喜讯恰如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强烈地震撼着这个刚刚从梦魇中醒来的国家。十年浩劫,使许多积极进取、志向远大的年轻人与大学无缘。自己18岁高中毕业后,回乡参加生产劳动,担任的是生产队的会计。“那时候每天就挣七八个工分,一个月几块钱的工资,家里7个兄弟姐妹,靠的是父亲供销社的工资养活。”

即便艰辛,刘联民也没有放弃学习。从高中时期开始的良好学习习惯一直保持了下来,他特别热爱英语,为了听英文讲座,他愿意来回跑10多公里到亲戚家借收音机。“为了方便学习,后来就磨着爸妈想要买一台自己的收音机,各种招数都用上,不吃不喝,爸妈最后也心软了。”终于,刘联民拥有了一台属于自己的收音机,是父亲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买的。

1977年10月2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正式播发了重新恢复高校招生制度的消息,当天的《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简直不敢相信,有种‘久旱逢甘露’的欢呼雀跃,我们奔走相告。”

荒废了两年,刘联民有点忐忑,考虑再三,选择了报考中专,第一志愿填写的就是杭州外国语学校。“一心想着,我要出国,当翻译,当老师……”考前一个月,刘联民选择在家专心学习,家人们都很支持,本来一个月才能吃上一回的鸡蛋和肉,出现在饭桌上的频率高了许多。因为数学等理科类较为薄弱,他就趁大学毕业的邻居大哥下班回家时请教。他选重点、挑疑问,删繁就简,昼夜奋战,把高中的内容粗粗过了一遍。

“还记得高考那天,天气特别冷,村里只有我一个人参加高考,我坐上最早的一班公交车到县城,只记得那时候沙尘很大,但我的方向很明确。”

放榜的那天清晨,是父亲清脆的自行车车铃声唤醒了还在睡梦中的刘联民。“考上了,考上了!”最终,刘联民考上了自己填报的第二志愿学校浙江财政银行学校。

“恢复高考,只有亲历过,才懂得这四个字的厚重,才知道这四个字背后,承载着多少不易。我们知道,恢复的不仅仅是高考,更是多少代中国人的公平、尊严,还有梦想。”在校期间,刘联民认真学习银行的基础知识,系统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以漂亮的成绩完成了学业,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义乌县支行工作。

现在,他在市区古子城的一个小店铺里,喝着茶,把玩着自己的藏品,和记者分享退休后在老年大学的学习和生活。“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出国学习、进修本科……我的一个个人生目标都实现了。”退休后,刘联民每年出国旅游,在英语国家可以和老外进行日常沟通。“充实的人生得益于当年恢复的高考,感谢高考。”

干了十年码头搬运工 他最后成了财经大学教授

年轻时,他是上海码头的一名搬运工人,从高中毕业开始到30岁,10多年间,他是在闷热的船舱和刺骨的寒风中度过的。“一次背100公斤重的大米,每天干七八个小时,总计每天搬运25吨左右。”说起年轻时的经历,王德发刻骨铭心。

王德发是67届的高中生,毕业后就留在上海工矿,在上海港务局第九装卸区做搬运工人。作为一个刚毕业的中学生,每天搬砖、拉车、扛水泥,手掌起泡、肩头蜕皮、精疲力竭,无论是心理还是身体都是一种考验。“那是一个重体力劳动的活,而且早中晚三班倒,那样的日子,我过了10多年,都已经绝望了。”

王德发清晰地记得,1977年10月21日晚上8点,收音机里播放的一条新闻,让他震惊,新闻说,国家决定恢复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即便是新闻,我都是半信半疑的,因为随着时光的推移,年龄的增大,我以为这辈子与大学无缘了。后来那一年身边就有几个工友报名考试了,但我没有。”因为荒废了太久,恢复高考的第一年,王德发没有报名参加考试,那年放榜时,有工友竟被大学录取了,王德发意识到,这是唯一能改变自己命运的路。“现在想来,自己的成长阶段都踩在国家变局的点上。当时自以为明白,其实很懵懂,后知后觉。”

“我当时就读的高中是重点中学,我觉得其他工友能考上,我一定也能。”王德发铆足了劲,白天干活,晚上复习,挑灯夜战,终于成功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考上了上海财经学院。

当年,在邓小平的指示下,高考破例为大龄知识青年开了绿灯。招生中要求,要采取特殊政策通过严格考试从1966、1967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学生上大学。1977年的招生文件特别规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1978年招生文件又明确规定年龄可放宽到30岁,并取消了其他限制。无疑,1978年的高考,是王德发这些“老三届”最后一次机会,王德发抓住了这次机会。

在1977级、1978级两届大学生中,年龄、经历差别很大,夫妻同校、两代人同读的现象并不鲜见。“我去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的辅导员比我都还小两岁,比我小10多岁的同学也不少,年龄差距很大。我上大三的时候,我的女儿上小学一年级,我上大学她上小学。”

另外,招生中,还有一条特殊规定:工龄达到一定年限的可以带工资读书。所以,王德发在上大学时,还拿着工资,每月45元。“感觉实在太幸运了!”

暌违知识多年,当突破千军万马,终于又重返课堂时,学生们如饥似渴,大学期间,最让王德发难忘的是大家勤奋学习的劲头:“每一节课教室都是满员,前三排的位置要靠抢。人人都想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老师们认真地教,学生们拼命地学。”

王德发在大学成绩优秀,表现优异,获得了留校资格。“当老师,是我的梦想,出国深造也是,退休后继续发挥余热也是,这些梦想,我都实现了。”

本版文字: 本报记者 方玲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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