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亲，战火中的集体“失忆”
———抗日战争时期被贩卖到东阳八达山区的绍兴孩子寻亲故事
在东阳市东阳江镇八达山区，至今还生活着部分因当年日寇侵略而被迫流浪他乡的“千里雁”。他们当中有些人不知故乡何在，有些人知道了故乡却有家难回，而有些人则已经埋于黄土。
在东阳江镇八达村的老年协会活动室里，一群年近八旬的老年人，说起当年逃难的绍兴孤儿记忆犹新，他们是那段苦难岁月的见证人。
76岁的吕顺德说：“1941年，三天两头可以看到一个头戴毡帽的绍兴人（人贩子）肩挑着竹筐，筐里坐着两三个小孩，有时手上还拉着一个，大的八九岁，小的只有两三岁，到了八达就四处打听哪户人家没有男孩，哪户人家日子过得好，千方百计‘兜售’这些从绍兴逃离的小‘生命’。”
“我们这里这些收养的人多半是凭着一颗慈善的心，看着这些落难的人，他们刚逃脱了火海，到这里来寻条活路，咋不该收留？”年近80的吕法唐脸上显露出几分悲痛，他说：“我们隔壁的梦仓太公就是这样，两老已经60多岁了，家里穷得连张床也没有，为了收养一个孤儿，他卖掉了惟一值钱的一只羊，换回了一条人命。”
据统计，当年仅八达村就收留了14个这样的孩子，他们的年龄从4岁到9岁不等。解放后，这些长大了的孩子们都曾经有过寻亲的经历，部分年纪稍大的凭着模糊的残存记忆，有幸的找到了亲人，而那些来时只有四五岁的，则因失去了对故乡和家人的记忆，终生无法寻到故土、亲人。
梦里依稀是故乡
72岁的吕松喜只要一提起儿时往事，眼眶就泛红，“真不想说了，每次想起都揪心地痛。”含泪的眼眶里透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恨。1940年，日寇侵入绍兴县城，当时吕松喜只有7岁，住在城郊。这一天他和父母、祖母、哥哥一起逃难，途中一架飞机呼啸而过，扔下一枚炸弹，躲避不及的父亲当场被炸死。硝烟散去，从昏迷中醒来的吕松喜发现母亲、哥哥和祖母他们都不知去向。泪眼朦胧中，他觉得自己被一双大手抱了起来。此时，恐惧、疲惫、孤独、饥饿一齐涌上心头，吕松喜除了想在那个陌生人的怀抱里沉沉睡去外，实在想不出该怎么办？“在逃难的路上，只要有人带着走，不管是什么人，也不管到哪里，只要能逃离那个可怕的场面就行了。”事后很多年，吕松喜和在八达的绍兴籍孩子们回忆起那段往事，仍心有余悸。
带走吕松喜的是“一个在绍兴打工的人”。那人带着他走了几天，来到八达一处叫“黄毛弄”（现黄铺自然村）的地方，想给他找个合适的人家，但一连几天都没人要。后来，八达村的吕汝福得知此事，特意赶到这里，给了那人40多万元（旧币），将孩子抱回自己家里。从此，原名“金帅”的他改名为吕松喜，成了吕汝福的养子。
吕松喜在家里颇受宠爱，他的三个姐姐一个妹妹，对他都非常爱护。记忆中，他从来没有受打骂、没鞋而赤脚的时候，开明的养父还送他上了三四年私塾。温暖的生活，亲情的抚慰，使吕松喜走出了战乱的阴影，可是有一颗心一直放不下。那就是，终日牵挂的母亲和兄长不知是否还在人世？
上世纪80年代初，饱受思亲思乡煎熬的吕松喜找到了伙伴吕物华，向他诉说寻亲的念头：“我是个孤苦的人，这辈子我也没有别的念想，只想知道我到底是哪里人，是否还有亲人在世？我不想认祖归宗，只望能找到自己的亲人见一见，能到自己的家乡再走一走。”
吕物华当时任八达公社的秘书，在他的帮助下，吕松喜向绍兴县每一个公社发去了“寻亲信”，信上诉说的是自己对故乡的依稀记忆；家门前有一条小溪，溪前有一方土坪，很方正，正对着家门的还有一座高高的山。在信中还述说了自己在战争爆发前曾经呆过“养育堂”的特殊经历。
信件发出后，来了不少认亲的人，但他们所说的与吕松喜记忆中的家乡都对不上号。时过日久，他几乎失望了。这一天，一位来自诸暨县的中年人找上门来，此人自称是吕松喜同母异父的弟弟。原来，当年他的母亲并没有死在战乱中，而是与他失散了，后来改嫁到诸暨，至今还健在。
尽管此人说的情况与吕松喜记忆中的内容不完全符合，但听到母亲还活着的消息时，吕松喜还是被打动了。失散多年的母亲居然还活着？而且让同母异父的兄弟前来寻访自己？认亲之情不由而生。不日，在弟弟的带领下，向往已久的吕松喜回到了故乡———绍兴县南门外4公里处的一个村庄。但是，眼前经过岁月洗涤、世事变迁的故乡早已形貌大变了。面对着吕松喜的疑问，村民的回答充满了善意：“那时候你人小，看上去的山也就显得高，现在你大了，看山自然觉得矮了。”
将信将疑的吕松喜在见到已经失明的母亲后，当母亲真切地叫出了他的名字时，所有的疑团都烟消云散了，为了对上号，母亲还说出他失散了的哥哥的名字“金木”。“金帅”、“金木”这两个是40多年来一直铭记在他心中的字啊！他知道，一旦忘记了这两个名字，他就永远回不了家乡认不了亲，永远只能成为无根的浮萍！
可是，吕松喜再也无法回到故乡了———母亲改嫁他乡，故土已无家园。何况他这辈子已是吕家的子孙，淳朴的他怎能舍弃养父母的再造之恩？
在春蚕咀嚼桑叶的“沙沙”声中，吕松喜的痛苦不绝如缕：“年少的时候，因为战争我离开了父母，失去了家园和亲人，我痛恨日本鬼子。我的生母去世后，我与故乡那边最大的联系已经失去了。前几年因横锦水库扩容，我的儿子移民到城东街道单良村，但我不愿离开这里，因为我知道离开故土的痛苦和无奈，我不想在老了的时候，再重走一次这样的离乡离土之旧路。”
如今，对曾经的“金帅”，现在的吕松喜来说，故乡、亲人，只能是一个依稀的梦境了。
相见时难别亦难
出生于1933年7月30日的桑致祥一直记着自己的生日、亲人的姓名。并且，他还能说一口流利的绍兴方言。73岁的他，心中最强烈的念头就是回家。
“可是，我再也回不去了，想走也走不了，我已经老了。”说这句话时，桑致祥一脸伤感。回望来时路，那是一条血泪斑斑的不堪回首的离乡之路。从地理上来说，这条路并不长，但是，这条路走得好艰难，每一步里写满的是乡愁，是沉重的家仇国恨！
1940年，年方7岁的桑致祥还是个不知生离死别为何物的孩子。他们兄弟三个，桑致祥居中，那时的他叫做“薛百松”。
薛百松清晰地记着，那一天日本鬼子经过村庄，村里的人们吓得7天7夜不敢开门，一家大小躲在家里，惶惶不可终日，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后来风声稍缓，父母带着他们兄弟三个还有外公、外婆来到城里。“没想到城里境况比乡下还糟，日寇将城里18个局的房子全烧了。”桑致祥说着，眼里喷射出仇恨的火焰，“一家大小只能躲到城外的城隍庙里，伺机脱身。”
这天，薛百松的外婆溜出城隍庙，想看看日本人走了没有。没想到她一现身就被日寇抓去了，灭绝人性的鬼子见这个女人不愿屈从，就枪杀了她。除了薛百松兄弟三人，几个大人都被抓去了，外公给日寇当伙夫，母亲给鬼子挑担，父亲则推车。三个孩子目睹了鬼子惨无人道的恶行，吓得哇哇直哭。
几天后，兄弟三人分别被人抱走了，薛百松没想到，城隍庙里一别，竟是他们兄弟的永诀。从此，他们天各一方，至今未得相见。
薛百松被战争中专门收集失散孩子的人贩子带到了东阳乡下现在的横店镇横祥村（横店镇禹山社区横祥小区），他和11个孩子一起被关在一户养猪户的家里，等待买主上门。一天，八达山区下屋村（现天秀村下屋自然村）一个叫桑树泮的中年人领走了他，从此，他改名“桑致祥”。桑致祥像被卖到八达山区的所有绍兴籍孩子一样，生活上的需要压过了心理上对亲人的渴求：有个家、有个安稳的栖身地、能远离战乱和往事、能填饱肚子就是他的全部需要。桑致祥对环境的适应力很强，不久便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只是偶尔还会在睡梦中被杀害亲人的那一声枪响惊醒。
1960年，27岁的桑致祥成家立业了，他和养父分开过日子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寻亲”。“其实，那时我也不知道我的母亲是否还活着，但我总觉得，应该去找一找，找过了即使没找着也无悔了。”那一日，桑致祥背着布袋，凭着残存的记忆，来到了绍兴市双云县寻根。寻亲的路上，他逢人就说起自己的经历，希望有好心人提供线索，但一连几天一无所获。
夜幕降临，桑致祥在街上一遍遍来回走着，但他没有泄气，因为他早就有了心理准备：“在八达的20年里，我一直都认为自己的父母已经死了，因为只有这样想，我才能接受后来的日子。我出来寻根也是这么想的，不指望能找到亲人，只求能找到自己的根。”
幸运的是，桑致祥碰到了一名走村串户的盲人。他向这名盲人说了自己的身世，并告诉了他父母和家人的名字。没想到这名盲人正是父亲的朋友。他告诉桑致祥，当年他的父亲被抓走给鬼子推车时，曾和他在一起。末了，这位盲人让桑致祥到双云县敖坞弄新桥头去看看，说不定能找到他的父母。
喜出望外的桑致祥来到新桥头，四处打听，遗憾的是遍寻无着。桑致祥不愿放弃一线希望，他走过村子里的每一条街巷，向当地村民说着自己的身世。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有一天，当桑致祥在解放街说起自己的经历时，被他路过的母亲听到了。在确认这是自己的儿子后，母亲拉着致祥的手乐颠颠地跑到街上一家名为“绿映心”的茶楼里找到了丈夫：“我们的儿子回来了，百松他回来了！”三人抱在一起泪流满面，半晌说不出话来。
这次寻亲长达17日，失而复得的亲情使双方都不愿再次分离。桑致祥得知，他的两个兄弟失散后一直没找到，母亲后来又生了三个女儿，为了能让桑致祥叶落归根，其中的一个妹夫还帮他在绍兴火车站找了一份装卸工的活儿。可是，出于种种原因，桑致祥最终没有回到故乡生活。
万水千山隔不断亲情，地域的分离又怎能割裂血缘关系？桑致祥说，后来父亲曾经6次来八达，母亲去世前也来过4次，他自己每隔六七年就要回去一次。
“如果没有万恶的日本鬼子，我一定能在故乡生活，能报父母的恩情，如今我已经73岁，说不定再过几年就能和父母在黄泉下相见了。回不回故乡，对我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现在，桑致祥每到一地都会向人们说起自己的不幸遭遇，他怎么也忘不了那段人生惨痛的历史。
青山处处埋忠骨
吕兆良是这些被卖到八达山区的孩子当中去世最早、年纪最轻的一个。他是烈士，他22岁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朝鲜战场上，他把血流给了朝鲜人民，把荣誉留给了养他成人的父母和爱他的八达人民。
据八达村的吕志华回忆：“吕兆良9岁随绍兴的‘人贩子’来到八达，被我的父亲收养，当时随他一起来的还有亲弟，他亲弟被八达的另一户大户人家收养。因为战乱，收留他弟弟的家庭日子过得比较困苦，再加上他年纪又小，经不起生活的折磨，没多长时间就出走了，此后，他们兄弟俩再也没有见面。我们一家人非常疼爱兆良哥哥，到了他16岁时，因为我们家庭人员的不断增多：当时有我们兄弟姐妹7个，再加父母、奶奶一共10人，父母亲的负担十分沉重，就分了家，兆良哥哥就同奶奶一起过日子了。”
吕兆良很聪明，也是一个很有志气的人，分家后他勤劳肯干，想到的是如何报答收养自己的父亲和第二故乡的乡亲。1951年，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把战火燃到了鸭绿江。血气方刚的吕兆良从小受尽了战争之苦，对侵略者怀有深仇大恨，得知国家要招兵抗美援朝的消息就马上报了名，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他的强烈要求下，1951年与本村的26个青年，其中有4个是绍兴来的难民，一起跨过了鸭绿江，进入朝鲜战场，那年他20岁，是同村应征中年纪最轻的一个。在战场上吕兆良机智勇敢，很快被首长识中，担任了战地通讯员。1953年，一次在取马食料的途中倒在了敌人的炸弹之中。吕兆良牺牲的消息传到家乡，家乡人无不为这位英勇的小伙子而悲恸。
65年，差不多是一个人的一辈子。八达山水收留的这些孩子如今已经垂垂老矣，有的已经去世。今年67岁的八达村吕仙河说，他的堂兄吕根辉也来自绍兴，因为家里人口多，日寇入侵时，其父母怕孩子受到伤害，无奈之下只能忍痛托人将他送到这里以求生路，吕根辉来时已经12岁，记得家乡地名和自己的姓名。27岁那年他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就到绍兴寻亲，还真给他找到了。其父母曾想到八达小住，最终没有成行。去年吕根辉去世时，还念念不忘此事，“魂兮魄兮归故乡”。71岁的吕品荣来自绍兴市柯桥镇柯岩街道汇西村，8岁时到八达村作了养子，现在子孙满堂，去年小儿子陪着父亲到绍兴寻到了根，可惜父母已经去世，好在他的同辈、侄辈认了他，了却了多年夙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