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没有一部书像《水浒》那样，曾被充分“时政”；大约没有一部书像《水浒》那样，亦被彻底“民间”。前不久，著名杂文家黄波出了本《说破英雄惊杀人》，大约也没有一位作者像他那样，对这部名著中的人与事，进行如此彻底地解构与重建、解剖与恢复。

    水浒一百单八将，仿佛一百零八块“赌石”，里面或有一些玉的成分，但更大的比例只是石头。黄波就是告诉你，这一块块出名的“赌石”中，顽石的比例是如何的巨大。《水浒》是写英雄豪杰的吗？《水浒》是写农民起义的吗？不！它其实在渲染杀人放火，在赞美暴力暴行，在讴歌土匪强盗；那些梁山好汉们，从崇尚暴力的淳朴嗜血者李逵，到“一边惩恶、一边帮凶”的武松，到可怕又可憎的拼命三郎石秀……端的是黑暗社会里一伙“暴民”，将快意恩仇弄到沸点，完成了一种能够自我复制的强暴。

    说破英雄惊杀人！从本质看，他们跟历史上不少揭竿而起的头头们没什么两样，皆是劫富不济贫、除暴不安良，梁山上下闪刀光，四海之内皆剑影；“替天行道”和“为己谋利”，两者只是好汉们的表里之别———面子是好看的，里子是不堪的。

    《水浒》人物，有名无名出场未出场的合计有七八百号人，真英雄寥寥；读着《说破英雄惊杀人》，我满脑子晃动的是“蛮雄”二字。这些蛮雄，“杀”字当头，可谓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而我们似乎早已习惯于这样的“暴力美学”，见怪不怪了。水浒那些人儿那些事儿，在黄波笔下，与其说是“颠覆”，不如说是“恢复”，恢复了他与它的本来面目与真实面貌。将那种种快意恩仇置于现代文明理念之下，我们就不难发现，在那样的蛮雄世界，倒下去的绝不是壮士，竖起来的绝不是丰碑。

    《说破英雄惊杀人》是从思想史、心灵史的角度来探究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大众心理的。宋江身上的流氓气是从哪里来的？晁盖身上的豪侠气又是从哪里来的？通过二人的对比，黄波敏锐地指出，宋江学吏出身，久在官场上历练，因而心机深沉，好弄权术，只要认准了目标，就敢放手去做，无所不用其极。相反，晁盖自小与江湖中人结交，有股豪侠气，较为单纯，难免任侠使气，谋事不周不远，有一定的观念束缚。一个单纯，一个奸诈，足见江湖与庙堂的差别。而同在江湖，宋江的江湖与晁盖的江湖显然是有区别的。

    晁盖虽然是从庙堂中来的，但他自小与江湖中人厮混，所以进入庙堂后并没有什么变化。柴进，虽然身在庙堂，其实心早进入了江湖。卢俊义，人在庙堂时因为傲气而处处显得笨，进入梁山后由骄傲变得谦卑、淡泊权力，人一下子聪明起来。这一切都是为什么？

    其实不难理解，梁山主力是由两类人组成：一为游民，一为将官。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除了林冲等个别人之外，都不是“逼上梁山”的，真正使得他们走上梁山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庙堂中怀才不遇。

    中国历史可悲悯之处正如黄波所言，倘若宋江成功了，则又是一个赵匡胤。又是一个赵匡胤之后，应该是又冒出一个宋江。即使朝代更迭换了人，东方式的“独享”专制也不会更换。普普通通的百姓，会热爱那样的快意恩仇，会喜欢那样的血雨腥风，会将自己置身其中吗？看看成为人文形象的关公塑像，总是那么的儒雅，他绝不是在乱舞大刀而是在读《春秋》———这是一种向善的社会心理的反映，只是长久以来，这种向善心理在专制强权面前太过虚弱了。 ·文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