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卫现在经营的照相馆。
上世纪80年代,张东卫的好来照相馆就这样露天设在人民广场上。
张东卫夫妇在人民广场的亭子里留影,当年,他们的事业就从这里起步。
照片由张东卫提供
杨文明在给顾客理发。
像这样刮脸的传统项目,在理发界已经越来越少了。
“老板,擦鞋不?”“老板,买斤葡萄吧?”
如今走在大街上,不但能邂逅沿途店面的老板,自己一不留神也会成为“老板”。换作20多年前,这样的场面是无法想象的。上世纪80年代初,当个体老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不是件光彩的事。
1982年和1983年,《金华日报》分别报道了两位个体老板,一个不等组织安排工作、在别人的歧视中开照相馆,一个从国营单位出来、自断后路开理发店,两人引领了金华的改革潮流,当时都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改革的延续,金华的个体户越来越多,老板比比皆是,这两个领跑的老板如今怎样了?日前,本报记者对他们进行了回访。
A.照相馆老板张东卫
在市区江北“两岸咖啡”隔壁,有一家彩扩店,面积有七八十平方米,分为前后两部分,前方用于经营,几名年轻的员工围在电脑前加工照片;后方是经理张东卫的办公室。空闲时,张东卫要盯着电脑屏幕,看看股票行情。
浸泡在现代色彩十足的日子里,连张东卫自己都很少会想起28年前干个体的酸甜苦辣。
1980年:赚了钱却抬不起头
“文革”期间,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张东卫被下放到农村,1980年才回城,时年27岁。这个壮小伙想找个活儿干,可干什么好呢?在国营照相馆工作多年的父亲给他出了主意:“你去开照相馆吧,以后照相馆肯定要私有化,肯定能赚钱。”
跟父亲学过照相技术的张东卫答应了,就去工商所申请营业执照,没想到很不顺利。“当时,照相是特种行业,审批非常谨慎。另外,那时人们的思想还没完全解放,干个体在某种程度上还受到压制。”营业执照暂时拿不到,张东卫决定先斩后奏,带着设备来到人民广场,摆起一个露天的照相摊。
“抬不起头啊,那时候,像我这样没正经工作的就像要饭的一样,实在没别的办法才干个体。”张东卫感慨地说。好在生意不差,一方面,当时的交通不像现在这样发达,温州、丽水的人外出必须要在金华中转,其间还要停留一两天,人民广场这样的标志性场所成了他们的必游之地。那时出一趟远门不易,人们往往喜欢在人民广场拍照留念。另一方面,当时拍照是时髦行为,还比较稀罕,许多农民好不容易进趟城,卖掉鸡蛋也要拍照留念。这样,张东卫的客源就不用愁了。“拍一张照片8角钱,一天能拍七八个人,除去20%的成本,一天能赚5元,一个月就是150元,当时在国营照相馆上班的正式工一个月也不过40元左右。”
3个月后,经过10多次奔波,张东卫终于拿到了营业执照。“当时市区像我这样干个体的只有4个,一个是卖纽扣的,一个是配钥匙的,一个是刻章的,我算最年轻的。”
半年后,张东卫的生意非常红火,一天要拍200多张照片,常常应接不暇。1982年,他推出了腾云驾雾般的“天仙照”、一人变成两人的“化身照”和摩托车照,生意愈加好了,每个月的营业额能达到八九百元。那时,张东卫照相馆的名字叫“好来”,寓意是改革开放以后,一切都会好起来。果不其然,到了1984年左右,政策变了,个体户多了起来,张东卫的生意也更加好了,底气也渐渐足了,不再觉得低人一等。
1988年:彩色照片开始流行
洗照片要寄到广州
1988年,张东卫在人民广场附近租了一家店面,昔日的露天照相馆终于上了档次。
就在这个时候,照相业的革命开始了,彩色照片开始流行,并迅速替代了黑白照片。拥有黑白照片冲印设备的张东卫不得不跟着潮流走,但一时半会不可能买到机器,怎么办?他只得把底片寄往广州洗,必要时还要派人跟去,这样顾客要等10天才能拿到照片,非常不方便。
1989年,张东卫拿出前几年拍照积累下来的7000元钱,买了一台彩色放大机。有了先进设备后,张东卫的生意更好了。春节期间,机器24小时不停洗照片,一天洗1万多张,仍然忙不过来。于是,1990年,张东卫又花了3.8万元买了一台小型彩扩机。
1994年:拍照片渐渐减少
洗照片越来越多
到了上世纪90年代,照相业又发生了一次较大的变革。这时,老百姓手里有了闲钱,不少家庭买了照相机,他们对照相馆的需求不再是拍照片,而是洗照片。
1994年,张东卫花了30多万元买了一台进口的彩扩机,并将店面移到新华街上,面积有七八十平方米,分为拍照片和洗照片两个部分,但洗照片的生意明显要好。为跟上形势,1997年,他又花了64万元买了一台彩扩机。
搬到新华街后,张东卫将照相馆改名为香岛彩扩部,生意一直不错,他自己也说:“上世纪90年代的钱最好赚,一个小时能洗1200张照片,我们把彩扩机称为印钞机。”张东卫笑呵呵地说。
2000年:经营方向转为后期制作
生意没有以前那么好做
快到新世纪时,照相业又改头换面了,胶卷相机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数码相机风靡世界。2002年,张东卫不得不花100多万元购买相应设备。
2003年,由于店面拆迁,他将照相馆移到了现在这个地方,规模和以前差不多,但主营方向渐渐变了,生意也没以前那么好做了。
“随着电脑和数码相机的普及,人们对冲洗照片的需求越来越小,照相馆不得不跟着变化,转向后期制作,比如用电脑修改照片,制作影集、画册,配框等。”
尽管张东卫对照相业的市场变化看得较准,跟进得也很及时,但生意越来越难做了,因为同行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1994年,金华市区只有两台进口的彩扩机,而前几年已有十几台彩扩机,现在经过角逐,还剩下7台。”另一方面,照相业的价格特点给了张东卫不小的压力。“时代在进步,物价在上升,成本在增加,数码照片的冲洗费却在下降,以前冲洗一张要两元,现在只要几角。”
张东卫坦言,照相这一行业的路以后恐怕会越来越难走。
B.理发店老板杨文明
在金华城东江北酒坊巷边上,有一条不大热闹的小巷———红军巷,巷子里有个小小的理发店———军人理发店。每天,都有10多名中年男子来到这里。“老杨,空不空?”男子们站在门外喊。“还好,下个就到你。”店主杨文明一边专心理发,一边冲着外边喊。这些男子多是老顾客,有的可追溯到20多年前。那时,杨文明开理发店不久,刚刚开始挑战与诱惑并存的创业路。
1983年:“离店经营,后果自负”
记者帮忙拿到营业执照
杨文明出生在理发之家,12岁随父亲挑担学理发,15岁到人民理发店当学徒,3年后出师。后来,他服从调配,到多家国营理发店工作过。
年轻时,杨文明脾气不大好,和理发店负责人关系有点紧张。另外,他的手艺不错,但自身价值无法体现,因为那时实行“大锅饭”。1983年,他在朝阳理发店工作时,听说国家政策变了,可以做生意了,就提出了离店经营的要求。“我这样做一是为了争取自由,二是为了赚钱。”时至今日,杨文明毫不避讳这一抉择的初衷。
弄潮儿总是要呛点水的。杨文明的“文明理发店”开业才10多天,市饮食服务公司要他和朝阳理发店签订离店经营合同,每月向店里交60元钱,这样以后可享受退休等待遇,否则就回店上班,或打报告自动退职。“理一次头发才收几角钱,为什么要我一个月上交60元?而且,我的店已经开起来了,投资的钱已经花出去了,怎能再回去上班?公司这样做,明显是阻止我开店!”杨文明不理会公司的要求,也不交一分钱,几个月后,他被朝阳理发店除名:“以后遇到什么困难,后果自负,不要找单位。”
另外,杨文明的营业执照也办得不顺利,因为“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遗风仍有残留。后来在金华日报记者倪志集的帮助下,才如愿以偿。据悉,倪志集当年因为多次帮助个体户拿营业执照,而被某些国营单位痛斥为“个体户的后台”。
1984年:去上海买金饰
家电一应俱全
虽然创业路上有不少障碍,但杨文明的理发店生意一直不错。“我的手艺还可以,另外我会烫发,那时候会烫发的理发师较少,而喜欢烫发的顾客很多,不少男人也来烫发。”“第一个月做了540元,是原来在国营理发店的三四倍,那时一个校长的月收入也不过100元左右。”3个月后,杨文明的理发店被更多的人知道,再加上有徒弟帮忙,一个月的毛收入能达到800多元,当年腊月营业额达1300多元。
1984年初,杨文明带着妻子去上海,“给妻子买了一个300多元的金戒指,给自己买了两个戒指,500多元”。同一年,杨文明家添了彩电、洗衣机、冰箱,共花费4000元左右。“我比一般人先富起来。”说这话时,杨文明有点自豪。
1990年:开军人理发店
还是小本生意
1989年,文明理发店的房东要开超市,就收回了店面,杨文明在家歇了一年。第二年,他和金华军分区合作,在酒坊巷开了一家军人理发店,规模和以前差不多,但顾客群和生意方向渐渐发生了变化———女顾客少了,年轻顾客少了,烫发的顾客少了,陌生顾客少了。
另外,杨文明的徒弟也少了。“1990年至今,我只带过4个徒弟,1997年带两个,1998年带两个。”“不是我不愿意带,而是没人来学,现在的年轻人一般都去大的美发店学,学我这样的传统理发,赚不了大钱。”
现在,来杨文明这里理发的,多是中老年人,平均年龄在50岁左右,一般都要求剃平头,有些要求将白头发染黑,这里的染发也比上规模的美发店简单———涂上染发膏,等会儿洗洗就好了。
由于收费不高,技术过得去,杨文明现在的生意还可以,“一天有十七八个顾客,双休日多一点,有20多个,营业额近200元,这点钱,过日子可以了”。64岁的杨文明很知足。和他熟悉的老顾客则不肯放过他,要求记者查查杨文明的老本:“你问问他,银行里存了几十万元?”还有顾客主动“检举”:“他在龙游还造了幢不错的房子呢!”
杨文明相信,尽管传统理发现在赚不了大钱,但市场依然存在。“现在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老年人比较多,他们对发型的要求不高,所以不大会去高档的美发厅。我现在的顾客,很多是从江南过来的,他们原来住在江北,搬走后还是喜欢我这里的理发店。”至于传统理发店以后是否会被淘汰,杨文明毫不担心:“至少在我干得动的时候不会淘汰。”
后记:
20多年前,改革开放的推行,让敢于吃螃蟹的张东卫、杨文明率先走上致富路。20多年后,改革的延续,让他们告别日进斗金的神话,进入竞争激烈、优胜劣汰的残酷现实。但他们依然感谢改革开放,因为改革的目的就是让大多数人动起来、富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