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6岁的小男孩和一个5岁的小女孩很要好。有一天，小男孩亲了小女孩一下，小女孩愣了一下问：“你为什么亲我？”

　　小男孩说：“电视上都是这样的。”

　　小女孩想了一下说：“那你能对我负责吗？”

　　小男孩说：“那当然，我们又不是三四岁的小孩子。”

　　善于讲故事的方卫平教授讲完这个故事时，会场上响起一阵轻微的笑声。“确实，媒介对青少年的影响无处不在。”方卫平教授说。

　　10月21～23日，由浙师大儿童文化研究院主办的“2008媒介与儿童文化国际高峰论坛”在浙师大图文信息中心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的专家和英国、新西兰、意大利、南非、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共30多位专家学者相聚在浙师大。论坛主席之一、浙师大儿童文化研究院方卫平教授主持了本次论坛的开幕式和闭幕式。

　　论坛围绕童年研究与媒介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青少年的媒介使用和媒介参与情况、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等重要议题进行深入交流与探讨。

　　青少年不是被改造的对象

　　媒介与儿童文化研究，一直是我们国家传播学和教育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本次论坛，将媒介与儿童文化联系起来研究，是对这个领域的一次积极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媒介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主任、论坛共同主席卜卫女士说：“以往我们都认为，儿童文化和青少年亚文化是不需要研究的，青少年是需要被改造和教育的，他们的文化和媒介使用是不需要研究的。现在我们开始认真地研究儿童文化、青少年亚文化和他们的媒介使用情况，这是本次论坛的一个突破。”

　　本次论坛还涉及媒介研究中“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问题。卜卫教授和大部分与会专家都赞成“自下而上”的观点。“自下而上”在媒介与儿童文化研究中，简单的讲就是研究儿童，看儿童生活本来是什么样的，他们如何把媒介建构在他们的生活中，由此产生的文化是什么？他们如何建构他们自己的公民身份？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冯应谦教授在“李宇春的歌迷个案研究”中讲到“玉米”的例子，就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李宇春不是传统观念中的女性形象，她表现得很自我，她很有自己的风格。但是，民间认同了她，认同了这种文化，最后，民间的取向影响了权威的观点。

　　为何一谈网络就“色变”

　　“道德恐慌”这一概念经常被用来解释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反应。上世纪20年代电影产生，人们对于这种“新媒介”的出现表示出担忧；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电视在北美地区的推广，也遇到这个问题；联系到上世纪60年代的摇滚乐，上世纪70年代的计算机，上世纪80年代的电子游戏和上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英国斯旺西大学的查尔斯·克里彻教授不由得发问：“是谁在鉴定这些问题，这些问题被谁建构的，为何一谈到媒介，就说到它如何对青少年产生影响。”

　　在儿童与新媒介议题中，查尔斯·克里彻教授以早期电影接受等为例，总结了儿童与新媒体研究中6个持续性特征以及6个变化性特征。

　　台湾政治大学吴翠珍博士发现，台湾青少年整体来说，每天接触媒体达6小时以上，几乎等于在校上课时间，每天上网约2小时，接触最频繁、最信赖的媒体是电视与网络，阅读报纸的时间明显减少，每日约18分钟。

　　另外，青少年接触新科技的时间持续增长，与2004年相比，每周多花3小时上网，多了一成左右的青少年有了自己的手机，拥有率达73%。新科技到青少年手上，也有多元化的应用方式。七成青少年参与网络、手机投票，在虚拟空间展现发言能量；有近半数的青少年曾在网络上上传自己制作或者剪辑他人作品而成的影音，更有半数的青少年持续经营“网络相簿”与“部落格”，女生的参与比男生多。这种参与，突破了成人结构中的时间和空间限制。

　　你会和孩子一起看电视吗？

　　看电视成了当今家庭盛行的娱乐活动，成为大多数家庭的休闲生活重心。电视虽然具有丰富多元的教育功能，但也带来了其衍生的家庭教育问题，造成父母的许多烦恼，如担心孩子看电视浪费太多时间，看电视影响身体、生活作息和学习，孩子该看些什么节目，孩子是否会受到不良的节目影响，致使家人互动和情感交流的机会减少等。

　　台湾政治大学钟思嘉教授在探讨如何在家庭环境中开展电视教育时说：“父母应对孩子看电视的教育策略，从心平气和的态度开始，与孩子讨论和制定一些简单的要求或规范，进而倾听和接纳孩子对电视内容的想法，避免批评孩子的想法，分享自己的观点，以及拓展孩子多元的休闲生活。”

　　浙师大刘宣文教授发现，大多数家长对孩子收视进行限制，但很少与孩子共视，而进行有目的解释的方式与孩子共视的家长就更少。成人与儿童共视（包括有目的解释和无目的解释）有助于儿童电视识读能力的提高。成人不同的共视方式，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影响有所区别。有目的解释对低龄段儿童更加有用，无目的解释对低龄儿童要慎用，可能会阻碍儿童的识读能力。

　　本报记者 任文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