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工作关系，笔者接触老外多一些，他们稀奇古怪的问题，常常让我张口结舌不知道如何回答。可过后仔细想想，看似愚蠢的问题背后不仅反映出中西方思维的差异，而且可以像镜子一样照出我们的不足。

    最喜欢和朋友分享的是这个中国人绝对不会问的问题：中国的树为什么长在马路边上。这是一个法国外交官问笔者的问题，至今仍没有标准答案。路边的树，自然是人种的，我们国家土地少，人口多，森林覆盖率低，这些年乱砍滥伐更是让许多地区的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自然生的树林对平原地区来说绝对成了奢侈品。于是，国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发出了“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号召。我们已经习惯了路边树木一排排、远处村庄一座座的情景。可这对老外来说，就难以理解了。如果乘火车在欧洲旅行，你会发现沿途不是整齐划一、种类一致的树木，而是十里不同景，完全一片自然风貌。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计划生育的。在国外旅行时，经常有外国朋友好奇地问：“是不是你们只能生一个孩子？”还有人说起这个话题来义愤填膺，直接逼问“你们是不是把第二个孩子给杀死”？这时候，笔者就只好做起解释国情的工作，告诉他们中国的人口压力、计划生育政策如何为国家的发展服务，以及这项政策实际上让全世界受益。对笔者的解释，多元文化的欧洲人多数表示理解，可有些美国人就听不进去。在美国，每次总统大选都要把是否允许堕胎拿出来辩论，总统是否支持人工堕胎成了选民投票支持与否的理由之一，这让我们听起来也不可思议。

    《德国之声》曾经就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采访了柏林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克林赫尔茨博士。记者问，长期以来，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西方备受指责。然而，按照中国官方统计，从上世纪70年代到世纪末，中国共少生了三四亿人口。在世界人口不断膨胀、资源紧缺的背景下，这是否应当算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呢？博士回答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受到抨击的原因在于，实施过程中部分采取了压迫性的做法，现在也仍存在这种现象。像这种剥夺人的决定权的做法，在西方国家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如果中国人口继续按照当年的速度增长，那么肯定会发生饥荒和以争夺资源为目的的冲突。于是，中国选择了计划生育这样一条受到国际批评的道路。但如果没有实施这一生育政策，中国今天的经济腾飞就不可能实现。

    第三个有趣的问题来自一位瑞典商人。笔者陪着这位40多岁的商人参观了长城、故宫和颐和园，还吃了烤鸭。这位老兄心满意足，最后一天沿着四环路兜风，瞥了一眼“鸟巢”后，他忽然问：“北京怎么看不见小孩子在操场上活动呢？”包括瑞典在内，欧洲国家的许多城市没有像北京这样高楼大厦林立，而是保持了古典的风貌，草地、学校、运动场遍布城市各处。在新建的德国总理府旁边，就有一片大草坪，周末可以看到孩子们在那儿踢球。不过，凡事有利必有弊，曾经有一位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中学老师告诉我，他认为中国对孩子严格教育的方式最好，值得美国学习，美国的中小学生素质太差。

    下一个问题颇有哲学意味：中国人做买卖时用的秤是公制，可算账时却用市制结算，这不是很麻烦的事情吗？这个小小的问题一下子就触到了中国的思维深处。我们虽然总是说“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但在西方文明面前总是缺乏自信，却又不肯虚心地像日本那样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比如说，我们跟着西方玩足球，却又声称足球是中国人发明的；再比如说，年轻人跟着过“情人节”、“圣诞节”，每年都惹得一些人说三道四。公制引入中国年数也不少了，可老百姓用市斤结算的习俗还是顽强地保留了下来。这一方面印证着我们民族文化传承的执着与坚韧，另一个方面也说明我们对新事物的迟缓和彷徨。看看日本，虽然每年过中秋节，可人家在公历8月15日这天过，省了一边公历、一边农历的习惯。再看看美国，截然相反，身高还是说几英尺几英寸，体重还是说多少磅，别人喜欢不喜欢随他，如果熟悉公制，好，自己去换算吧！

    最后一个问题是美国合众国际社的记者所问。他四处问这个问题，一度让能言善辩的前外交部发言人孔泉打了愣神。他的问题是：“你们中国总是说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我的问题是，你从历史的镜子里看到了什么样的未来？”和这位记者聊天时，他说：“我不求答案，每当开你们的会烦了的时候，就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难找到标准答案，其实，我们很多人每天经常说的话如果细究起来，并不是特别好解释。”

    这5个问题涉及中西思维差异、教育差异、中西误解等文化上的不同，看似愚蠢，实则不然。没有愚蠢的问题，只有愚蠢的答案，把这些记录下来，除了博取大家一笑，也希望能引发一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