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位侵华日军细菌战亲历者走了……王选：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接到培根叔过世的消息，我是又难过又遗憾。前几天还跟建政说，等疫情好转了，约定一起去看望他……”昨天，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说起这位令她尊敬的长辈，也是昔日对日诉讼的“战友”，有一肚子的感慨。

11月6日晚，义乌稠江街道崇山村91岁老人王培根因肺功能衰竭去世。老人生前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日军侵华细菌战的亲历者，他也曾担任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展览馆的馆长。

王培根生前资料图片

半生都在为细菌战奔忙

“这两年，父亲身体每况愈下，很多事情记不清楚，很多人也不认识，但提起当年日军施行的细菌战暴行，他能准确回忆起具体的年月日。”王培根的家人说，老人大半生都在为调查细菌战奋斗。

1940年至1942年9月初，侵华日军在金华、衢州一带实施了惨绝人寰的细菌战，义乌崇山村一带也被侵华日军散布鼠疫跳蚤。据《义乌市志》记载，1942年10月，崇山村大规模爆发鼠疫，全村1200余人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死亡408人，421间房屋被日军烧毁。

当年，日军所设细菌战鼠疫实战攻击的实验场就在距离崇山村一公里左右的林山寺，侵华日军以“治疗”为名，对50多名崇山村村民实施了人体活体解剖实验。此后，“还一把火烧毁了崇山村，掩盖罪恶。”

王培根是义乌崇山细菌战的幸存者。1942年，他在村里的学校上学。当年11月18日，日军放火烧村，王培根父亲兄弟5个，房子全被烧毁，王培根逃到外婆家才躲过一劫。

资料图片，细菌战纪念碑上镌刻着受害者名单

新中国成立后，王培根曾担任原稠城镇党委副书记。退休后，作为细菌战的亲历者，他担任原告团秘书长，陪同王选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跨国诉讼、细菌战田野调查。

“我当时在日本，曾陪同日本友好人士、静冈中学历史教师森正孝到崇山村调查细菌战。培根叔和村里一些幸存者得知后，觉得一个日本人都这么重视，他们作为亲历者，更要记录下这段历史，做好调查工作。”就这样，在王选的建议下，1995年，王培根和同村退休干部王焕斌复印了800份表格，下发到崇山村每个村民手中，开始全面、彻底调查，内容详细到人口数、房屋面积等。在团队协作下，不到一个月，调查结果就出来了，光有名有姓的细菌战死亡名单就达396人。

他的名字值得被铭记

越是深入调查，越是感到悲愤。以义乌、湖南常德等地为主的180名原告团发起了民间对日索赔，这场举世瞩目的跨国诉讼历时数年，王培根作为原告团秘书长，曾5次赴日诉讼，最终日本法院认定了义乌1300多名细菌战死难者的史实，但不支持谢罪赔偿的诉求。

“生前，他经常拿着放大镜，关注报纸上有关日本侵华战争史实的动态消息。”老人的家人说，每每看看报纸上披露侵华日均犯下的累累罪行，日本政府否认侵华细菌战、拒不承担罪责的言行，都会让他气愤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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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诉讼案在国际社会奔走时，培根叔在‘大后方’做了大量组织、调查工作。在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让王选印象最深刻的是，每次她回到崇山村，与原告团及遗属们汇报诉讼进展时，王培根都能把大家及时聚在一起，“我可能比较书生气，讲的一些话村民不一定听得很明白。培根叔就会拿笔记本记下来，然后把其中最紧要的内容提炼出来，用一套村民听得懂的话术很准确地表达出来，这点让我很佩服。”

或许是由于乡镇工作积累的经验，王培根很擅长和村民打交道。在诉讼过程中，来自湖南、宁波、衢州等地的原告团在义乌组织了多次交流座谈、祭奠活动，还有一些外国友人、高校专家来义乌实地调研，王培根和村里的老人们都精心组织，“他总说，别的没有，一顿饭总要让大家吃饱，想得很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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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义乌江湾的曲江王氏宗祠，曾作为过渡性的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展览馆，王培根为此也投入大量精力。位于林山寺的“劫波亭”、崇山细菌战遗址纪念碑，也是在王培根的主导下建成的。“他说，外面的人来参观，总要有点东西给他们看。当时我还不认同，觉得诉讼本来就缺经费，还要花在这些‘虚’地方。事实证明，这些碑亭很有意义，不仅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让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这段历史。”王选说，王培根和村里很多原告团的老人们，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做到了很多她做不到的事。正是有背后这群老人，这场旷日持久的诉讼才能坚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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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培根晚年生病期间，他还依然为推动建设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陈列馆而奔走。随着他的离去，崇山村30名原告团成员已几近凋零。

“每年清明或9·18，我们都会组织细菌战受害者后人到纪念碑前祭奠亲人，教育他们牢记老一辈的苦难，不忘历史、砥砺前行。”义乌细菌战受害者遗属协会会长王建政曾和王培根一起调查搜集有关细菌战的资料，他的叔叔和曾祖母都死于细菌战。“大家都很尊敬培根叔，他很有号召力，无论是调查细菌战、筹建纪念馆，还是跟政府部门沟通、组织大家活动，都得到了各方的支持。”

王选说，王培根做过很多笔记，也收集过很多细菌战的相关资料，生前大多已捐献给细菌战陈列馆。为祭奠老人，她很想为他做两件事：一是办一场追思会；二是在陈列馆办一个老人的遗物展，“现在年轻一代对细菌战这段历史不是很清楚，通过回顾老人参与细菌战诉讼、调查的经历，观看这些珍贵的手记、遗物，既是传承，也是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