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前洪村：一群目不识丁的老人办起红色文化陈列馆

　　金华新闻客户端12月20日消息 记者 陈丽媛

　　前洪村有点不一样。一路上开阔的柏油路到了接近这个村子的时候，变成了尘土飞扬的砂石路。村口石碑上“红色英雄村”几个字鲜艳夺目，对角却是一排废弃的平房，还有几栋被推倒的自建楼，不是没了窗户，就是墙上破了洞。冷空气带来阵阵寒风，在断壁残垣中扬起更多的尘土。不过，再往前走一段路，来到祠堂前，你就会看到与这萧索景象截然不同的一幕。

　　历经5年时间，村中6名老人自筹资金，在这里建成了2100多平方米的红色记忆陈列馆。馆内射灯明亮、展柜透亮、古色古香，引人驻足。这里展示着前洪村6位革命烈士、21名参加革命斗争的共产党员、34名抗美援朝老兵的资料故事，红色展品一度多达上千件。陈列馆内设中共义乌县委旧址陈列馆、前洪农民运动讲习所、吴溶品故居、县委交通联络站、投影室等6个场馆。单体面积虽不大，但史料详实、展品丰富，件件都有故事有来头。

　　这些老人平均年龄64岁，除了一人有高中文化，其余的连小学都没毕业。他们是村老年协会成员，在帮忙建设文化礼堂时，不约而同地想到村中代代相传的革命故事。打定主意要挖掘村里的红色文化后，这些老人就开始辗转全国多地打捞相关历史、收集资料，5年里断断续续去了9座城市累计近20趟。

　　骄傲

　　前洪村是片红色土地。吴伟春今年70岁，在他的印象里，直到1966年义乌新建烈士陵园之前，每年清明节，全县来这里扫墓的人络绎不绝。这里是中共义乌第一个县委机关旧址，沉睡着中共义乌党组织早期领导人吴溶品、吴溶细等革命烈士。在他们的带领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前洪村先后有10多位村民入党，加入革命队伍。村里先后有吴洵肥、吴洵浪、吴溶均、吴新洪等6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和村里的大多数人一样，吴伟春从小听着他们的革命故事长大。

　　1927年初，义乌成立了全县第一个农民协会，吴溶品当选会长。1928年10月起，吴溶品前后担任中共义乌县委委员、书记等职务。吴溶品勤学善思，讲话极其具有说服力，党内威望甚高。1929年7月，吴溶品领导和发动了保卫江西革命根据地和“二五减租”保护农民利益的两场斗争，取得胜利。1930年7月，国民党大搜捕后，不少同志相继被捕。国民党悬赏300块银圆捉拿吴溶品，他在村民的掩护下多次化险为夷，还留下一个“厨房脱险记”的故事广为流传。1930年10月，反动派疯狂反扑，吴溶品被捕，他在狱中宁死不屈，就义时年仅28岁。

　　吴溶细，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义乌首批农民出身的共产党员，曾担任前洪村党支部书记。他家住在义乌至浦江的街路旁，由于过往行人较多，以开杂货店掩护，作为县委联络站，开展地下活动。当时，县委机关在前洪，这家小店是革命先辈们经常聚会、开展活动的重要场所和秘密据点。“当时中共义乌县委由省委直接领导，时任省委书记卓兰芳常来指导工作，就住在我家的杂货店里。著名的革命诗人冯雪峰那是也常来，还留下一块木匾上写下‘赤大’二字，谁知挂在门口不到两天，就被反动派要求摘除，理由是有‘赤匪’嫌疑。”吴济山是吴溶细的孙子，他特意带我们去看了县委联络站旧址，把那块的黑褐色的木匾展示给大家看。

　　1930年，叛徒带领反动军警包围村子，四处搜捕，吴溶细等11名共产党员和村民被捕。帮工吴溶玑事后返回店里，偷偷把墙洞里的地下党员名单转移到安全地方，使得义乌当时的党组织没有遭到破坏。当时，在中共义乌县委的领导下，全县已经有了30多支党支部，发展了400多名党员。狱中的吴溶细松了一口气，他英勇就义时，儿子只有6个月大。“村里的英雄走的时候都很年轻，6位烈士里，除了我爷爷，其他人都没留下孩子。”

　　前洪村的英雄故事还有很多。走进红色记忆陈列馆前，我们遇到了在拳师吴樟荣，他在祠堂前打了套祖传的“五进拳”，说起父亲吴樟林和两个村民的抗日故事：“一名日军曹长来村里强奸妇女，我爸他们几个都练过拳，一起用竹叶叉打死恶棍，扔进池塘，缴获的他的军刀。”吴樟荣说，那把军刀现在就在陈列馆里展出。这个故事是他7岁时听父亲讲的，他们还一起去了事发地，父亲把来龙去脉讲得十分仔细，从那以后，父亲在他心中的形象一直都很高大。

　　被这些英雄故事滋养的前洪人有股参军入伍的风气，每年征兵入伍的名额虽然不多，村里的年轻人总是抢着报名。

　　不甘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看到周围不少县（市）的村子以红色文化为乡村振兴的引擎，前洪村人的心里有一种不甘落后的焦虑。

　　他们有时候会拿陈望道的故乡分水塘村作比较。“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追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很伟大，但分水塘村只有一个陈望道。我们前洪涌现了一群革命志士，他们的故事又多又生动，而且都发生在村子里。我们的红色文化，不能比别人做得差。”66岁的吴康宝说，自己一开始对搞红色陈列馆并不来劲，见几个老邻居为了村里的事东奔西走，他才出于义气去帮忙。几个种了大半辈子田的老人，大字不认识几个，要搞红色文化，大家心里都没底。为了心里有底，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去外面看看人家是怎么搞的，义乌、浦江走了一圈不够，他们还跑到温州、杭州、湖州、嘉兴的红色旅游景点一一打卡。原来，搞红色陈列馆，不是找个地方，让各家各户把家里的老物件捐出来放进去就行了，还要会讲故事，讲的故事还要有凭有据，有史料档案支持。这可是老人们的弱项，他们想到了一个人——在杭州工作的吴深荣，他是省政协研究室调研处处长。

　　乡亲们托来的事，吴深荣也深有感触。“吴溶品、吴溶细的故事，我当然知道，我也想为村里出点力。他们在义乌党史上的分量很重，不过要是放在全省，乃至全国来衡量，到底有多大的价值？”带着这个问题，吴深荣找到省中共党史学会会长、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金延锋，得到的回答振奋人心：“这段历史发生在土地革命时期，在省内都不多见，你们要重视起来。而且你们那里还有一个人，叫吴溶沧，参加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李大钊、陈独秀都有书信往来。”

　　吴溶沧这个名字，吴康宝从未听人提起过。在吴深荣的帮助下，他和吴深移、吴伟春等人到义乌党史办查找到数百字的资料：他是五四运动中组织金华学生示威游行、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骨干，是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与李大钊等人有深交。他还在上海参加了工读互助会，这个学社里有刘少奇、任弼时等一批中国共产党骨干。1922年11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山东领导党的工作，担任中共济南支部代书记、书记，中共中央特派员等职务。

　　回到村里，几名老人多方打听，找到了吴溶沧的故居，他的侄儿吴洵坫现在还住在里面。今年74岁的吴洵坫说，家里人知道大伯在闹革命，但以前并不清楚他做了什么。“他和溶品是好友，和溶细住得近，常在一起玩，溶品和溶细喜欢听他分析时事，经常听得很入迷。”

　　建立农会、组织夜校、发动减租运动、在农村成立县委、斗争中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义乌的革命火种在前洪点燃，并不是偶然。一个个革命志士播下的红色种子，早已深深地扎进前洪村民的心田中。

　　“吴溶沧把我们前洪的革命史又往前推了近10年，我们建馆又多了一个重要的理由和内容。”为了把吴溶沧的革命故事整理出来，吴深移、吴康宝、吴文忠等人循着资料上的地点，辗转北京、上海、济南、杭州多地。“每去一个地方都不容易，有时候两三天都找不到要找的人。不过，很多人知道我们在做的事，都说我们前洪好，我们做的事好。外面人都觉得我们的红色文化很好，我们自己还不重视怎么说得过去？”为了把红色记忆陈列馆建好，村里几乎每个人都捐了款，吴深移、吴康宝、吴文忠、吴伟春、吴洵智等6名发起人出得最多，有的人前后已拿出了40多万元。吴深荣说，6位老人里没有老板，经济条件并不富裕。

　　滋味

　　前洪村的红色记忆陈列馆虽然不大，但里面老物件很多。吴溶沧用过的书桌，吴溶细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吴溶品的玻璃假眼……都是他们的亲人珍藏多年的遗物，有的是在多次东躲西藏才得以保存下来的。村民们带着这些传家宝找上门来，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又一个不曾为人们熟知的故事。

　　“展品越多，故事越多，我们也越感动，劲头越足。”吴深移说，这是他们之前没想到的，“英雄们的故事都不一样，但是他们的精神是一样的，让我们越做越佩服。我们觉得有责任把他们的事告诉更多人，再到后来，就感觉上了瘾，不断地想找到故事里缺失的那些部分。”在收集展品的过程中，很多村民带来了家中的军功章，全村加起来有上千枚。原来全村有那么多老兵，光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他们就统计出34人。既然知道了他们的历史，就要把他们的故事留下来。吴深移他们又开始寻找线索，到各地寻找这些老兵的家人：“最远到过青海，跑遍了小半个中国。不是每次都有收获，但每次听到新的故事，我们都特别高兴，所有的困难、辛苦都值得了。”

　　“我们村有保家卫国的风气，抗美援朝的时候，就有兄弟、夫妻同上战场的佳话，而且还不止一对。”吴康宝说，在整理前洪老兵故事的过程中，他们的自豪感又添了几分：“我们村的吴洵凯获得过中央军委、国防部颁发的‘解放奖章’。吴树英参加过解放大西南的作战，在渡江战役、抗美援朝战争中表现英勇，荣立军功12次。汽车驾驶兵吴洵鹤被誉为奔驰在朝鲜战场上的骏马，他冒着枪林弹雨运输军用物资，两度荣立特等功……”因为资料丰富，红色记忆陈列馆辟出了单独的一个空间，专门展示村中抗美援朝老兵的事迹。

　　遗憾的是，在收集整理的过程中，已经有多位老兵离世，目前只剩7人在世。因为文化程度不高，吴康宝他们只能通过录音的方式将老兵的故事先“抢救”下来。

　　12月18日，前洪村红色记忆陈列馆开放一周年了。吴深移统计了一下，已有来自机关、企业、学校、农村、街道的3万多人，自发到此参观，缅怀革命先辈。老人们还有新的目标，希望在馆里装上空调，把前洪农民运动讲习所、抗美援朝老兵展示厅按照标准展厅进行装修，把前洪革命英烈的故事集结成书，让前洪的红色影响力传播得更远。

　　“岁月不饶人。我们的记忆力、腿力都不如5年前了，只能尽力而为了。”吴伟春是几个发起人里年龄最大的一个，他的动力更多地来自于村民的支持，“大家在这件事情上心很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很少有人会推脱。”

　　更令人欣慰的是年轻人的加入。23岁的吴俊成主动承担了馆里的文档整理工作，为了加强网络上的宣传，村里的几个90后大学毕业生也会帮着出谋划策。吴绍健还没毕业，就利用新闻专业特长，义务拍摄宣传片传播家乡前洪的红色乡风。前洪小学组建了一支少年讲解团，利用课余时间担任义务讲解员。“他们都很会讲前洪的故事，而且讲得很好。不止一次，我看到参观者都听哭了。”吴伟春翻出手机里的视频，孩子们清亮而动情的声音传来，老人露出了自豪的笑容。

　　前洪村不少年轻人已经搬进了新的安置小区，过上了更现代化的生活。这是前洪村经历的第四次征迁工程。这也是几位老人积极搞红色记忆陈列馆的原因之一：“不管村子搬到哪里，这段红色历史记忆都不能丢。”

　　望向不远处人去楼空的民居，吴伟春还是有些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