菇棚里住着研究生 ——武义菇农“游牧”追梦实录（三）

　　金华新闻客户端4月30日消息 记者 陈丽媛 李聂/文 胡肖飞/摄影 李聂 胡肖飞/摄像  刘任翼/剪辑

　　午后的阵风裹着闷热袭来，娄东村以东的百亩“荒地”上，菇棚黑色的太阳网被吹得鼓鼓的。远远望去，像翻腾着一串黑色的浪花。人们很少在黑色和生命之间画等号，但在这里，近20万根菌棒正为春末的最后一波收获而奋力萌芽。

　　黄浦江畔，陆家嘴高楼林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城乡接合部，一群人怀揣梦想躬身在菇棚里燃烧岁月，周而复始。

　　“在嘉定种‘本地菇’的，一半是武义人。”娄东村位于上海市嘉定区，6户武义菇农在村子以东扎寨，平均年龄54岁。23岁的小武（化名）眼下是这里最特别的一个。就读于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的他，因为疫情，正经历长得史无前例的“菇棚团聚”。

　　（出于尊重被采访对象的意愿，我们未将小武及其父母的影像呈现在此。图为位于上海嘉定区的一处菇棚和在此劳作的武义菇农，时值周末，孩子们特意来此探亲。）

　　半米书桌

　　4月27日，下午两点多钟。菇棚内光线昏暗，配上嘈杂的电视机声，令人昏昏欲睡。为了省电，菇农白天不开灯。

　　气温攀升，塑料纸和太阳网将菇棚闷得像个大蒸笼。靠路边的一头，“门”（其实是用钢管围成的洞，塑料纸和太阳网放下来就能抵挡风雨）一律敞着，上头春联的颜色依然鲜艳。一路都能听到电视机声，很难判断是哪个棚里传出来的。

　　但肯定不是傅法春家。

　　走进他家菇棚，左边是灶具、餐具；右边用布帘围着，缝隙间透出一抹白光。帘子是用废弃的广告横幅拼成的，硕大的“抖音”标识非常抢眼。

　　“从来没玩过（抖音），也没时间玩。”傅法春几乎不用微信，卖菇还是收现金。每攒够2万元，他就去邮局汇一次。今年钱不好赚，邮局去得少。

　　布帘映出半个人影，挺得笔直，半晌不动。正是小武。

　　小武小时被寄养在武义新宅镇沿溪村的邻居家，其母阳任秀每月会回趟老家陪几天，留傅法春一人扛起菇棚里的活计。从武义山区老家到嘉定，坐车来回要15个小时，阳任秀一路强忍着烧心反胃。因为晕车的老毛病，她到上海这么多年，一次也没去过市中心。

　　“他还没读小学的时候，明明很想我在家陪着他，但从没哭闹过。”阳任秀记得，小武高中时曾倒地铁去过东方明珠塔，路上折腾了两个小时，最后却没登塔，“他说门票太贵，没意思”。后来，小武再也没有去过那里。

　　“考大学、考研都是他自己拿主意，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傅法春记不清儿子的专业，扭头掀起帘子用方言问里面的人。

　　我们这才看到，帘子里那特别的“书房”。六七平方米的空间里，两张床头尾相连，用一张窄桌隔着，上面堆满了日用品。靠近门口的床上架着一张折叠桌，长宽均为半米左右。小武在桌前盘腿而坐，正对着笔记本电脑上网课。头顶上的护眼灯，以及床边的高脚桌，都是阳任秀年前从集镇淘回来的。一眼扫过去，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到处是摊着、堆着、塞着、挂着的杂物，床铺反而成了最“宽敞”的空间。

　　戴着耳机，小武还是敏感地察觉到陌生人的注视，他迅速抓起一旁的枕头挡住脸。

　　“小时候讨厌过这里，现在嘛……更多的是感恩……跟爸妈在一起挺好。”他说，爸妈很辛苦……

　　“他们在菇棚，我在学校，我们都在努力。”小武说，累的时候，他会想想爸妈。

　　天色渐暗，采水菇的时间到了。傅法春狠狠吸了口嘴边的“上海”牌香烟，径直往菇棚深处走去。

　　跟花菇相比，上海人更喜欢吃水菇。“只有又白又嫩的水菇才能卖得起价钱，花菇可以早上采，水菇一定要在傍晚采。”阳任秀一一捧起地上密密麻麻的菌棒，麻利地将收获放进篮子。傅法春忙着为菌棒“补水”，期待它们继续努力出菇。

　　（出于尊重被采访对象的意愿，我们未将小武及其父母的影像呈现在此。图为位于上海嘉定区的一处菇棚和在此劳作的武义菇农。）

　　蹲久了，腰酸了，站一站，夫妻俩不约而同，都望向那被灯光照亮的布帘……

　　一块牛肉

　　两篮水菇采出来，菇棚已经被夜色吞没。远处的霓虹灯将天空映得发红。

　　傅法春家吃饭比邻居们都早。孩子在这里，晚饭总不能拖到八九点钟。很快，一锅猪肉蚕豆汤就烧好了。汤不必出锅，可以捧着饭碗就着汤锅，也可以把汤盛进饭碗里，坐在门口的矮凳上吃。不管怎么吃，速度都很快。

　　出来不到10分钟，小武又钻进了布帘里。“他比我们累多了。从早到晚都在学习。我去卖菇他没睡，我回笼觉睡醒，他早就在上网课了。”这次见到儿子，傅法春有点心疼，“瘦了，1米75的小伙子，才90几斤。”

　　得张罗卖菇了。把收成按照品相分级，放进不同的竹篮。用半透明的塑料纸罩住篮口，拿绳子扎牢，再称重，做记录。菇棚距离蔬菜交易市场约有20公里。傅法春没有像邻居一样买面包车，骑电动三轮车过去至少要30分钟。他常去的市场，交易从午夜零点开始。把装好的菇篮逐一放上车，已是晚上11点多钟，连打个盹都没时间了。

　　菇棚四周空旷，有小股冷空气来袭，风直往人身上扑，电动三轮车发动后，穿着羽绒衣都挡不住凉意。这已是这一季卖菇最舒服的时候。

　　“本地菇”即将下市。菇农们的篮子轻了，定价主动权也大了，但卖菇依然不轻松。菇农一到市场，批发商龚团结踩上三轮车就迎了上去——“本地菇”正是稀罕货，又白又壮实的水菇尤其抢手。“上海的菇农，武义人占了一半，只可惜疫情之下供货不太稳定。”龚团结没有还价，就要下了傅法春的一篮菇。

　　（出于尊重被采访对象的意愿，我们未将小武及其父母的影像呈现在此。图为凌晨在上海青岗蔬菜交易市场卖菇的武义菇农。）

　　货走得比平时快，菇农们还是要在市场熬上两三个小时——有的客户口头订了货，却迟迟不来；拿走了货的，款又不及时给。带来的菇篮一个不剩了，傅法春还没有走的意思。他说前一天送货的竹篮要拿回来。“一个篮子十几元，收押金怕影响销量。不收，又丢不起。”

　　（一手交钱，一手交菇）

　　凌晨3点钟，卖菇的185元钱入袋。跨上三轮车，傅法春没有往菇棚的方向开，而是来到一公里外的另一个菜场。

　　他是来买菜的。为什么不在卖菇的市场直接买？“因为这里的牛肉好。”小武晚饭吃得不多，傅法春想给儿子换换口味。挑了肉铺里最大一块牛肉，付了73元。他不知道那是腱子还是里脊，特意向老板打听了烧法，“我们在这里没买过牛肉，更没买过这么贵的菜”。

　　“凤凰传奇”

　　走出市场的时候，傅法春碰见邻居邹国文来卖菇，便停下来聊了两句。虽然聊的都是菇事，但他们比其他人更热络些。傅法春羡慕邹国文“熬出了头”，后者则心疼前者“正是负担最重的时候”。

　　培养儿女出息，是菇农们的共同心愿，在他们眼中，邹国文和傅法春无疑都是成功的。

　　傅法春家有研究生，邹国文家也飞出了“金凤凰”。两家的菇棚，相距不到5米。

　　邹国文穿得比邻居们讲究，挂着一根晃眼的金链子。“都是女儿买的。衣服、鞋子、保健品都是。”说起女儿梦妮，邹国文拿起手机翻出照片。屏幕上的姑娘长发圆脸，温婉而知性。“她考研前，也是没日没夜地在菇棚里学习。”邹国文说，梦妮6个月大，妻子劳务输出去了海外。后来，夫妻俩又出来种菇。“读书都靠她自己，我们连一次家长会都没去。”言语间似乎有愧疚，但更多的是骄傲，“她是县中考状元，从中学到研究生，学费都是用奖学金交的。”

　　女儿每次打来报喜电话，邹国文都在菇棚里。她的中高考分数、考研成绩、名次，他都能脱口而出，他更忘不了梦妮在菇棚里备考的日子。

　　“她定的闹钟，5分钟响一次。看书、做题，晚上几乎不睡觉。”那是邹国文第一次知道，女儿原来这么拼。

　　梦妮获得了上海财大读研资格。送女儿去报到那天，邹国文夫妻难得在上海进了城：“学校里对我们很尊重，在上海这么多年，那是我最高兴的一天。”

　　梦妮第一份工作在陆家嘴。邹国文没去过，听买菇的人说，那是上海最繁华的地方。现在，梦妮供职于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的研发中心，在大都市有了安身之所。邹国文和妻子决定，再种最后一季菇，明年去女儿的新房过年。

　　（图为邹国文夫妇，他们是在上海勤劳打拼的武义菇农羡慕的对象。）

　　举起手中的菇篮，邹国文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缝：“要感谢它们啊，不然孩子怎么能飞出山沟沟。”

　　天快亮了，菇棚的轮廓渐渐清晰，簇拥着它们的“一年蓬”野草正迎着晨风绽放。白色的花瓣、金黄的花心，花虽娇小，生命力和适应性却强大，就连窄窄的菇棚缝隙里，都能开出一片花海——就像那些努力打拼的菇农和他们的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