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菇奶奶”陈雪兰：有奔头，才有劲头——武义菇农“游牧”追梦实录（四）

　　金华新闻客户端5月10日消息 记者 陈丽媛 李聂/文 胡肖飞 摄  策划：俞平 邵雪廉

　　是从哪一年出来种菇的？陈雪兰说不上来，只记得那一年儿子李国能正读五年级。“孩子都35岁了，20多年过去啦！”

　　从苏州到无锡，到宁波，再到上海。小小的黑色菇棚，成为一座座城市版图外扩的见证者。上海市嘉定区娄东村以东的这排菇棚，是陈雪兰在上海住得最久的地方。挖掘机和平地机正在不远处作业，马路旁立起了“花卉苗木培育基地招商中”的广告牌。

　　“最多再种一季，又得找地方搬了。”除了“搬家”，56岁的陈雪兰还有很多理由可以告别游牧般的菇棚生活——比如风湿病、高血压，比如家里生活已经“过得去了”，还有儿子的“二胎”……但是至少目前，她还没有放弃的打算。

　　青春归处

　　“要致富，种香菇，半年成为万元户！”

　　20多年前，30岁出头的陈雪兰在武义县新宅镇李村当妇女主任，正对着满山竹林为生计发愁。这条种菇致富的口号让她心动了。夫妻俩一合计，决定贷款做菌棒。然而，村里有这个想法的不止一家两家。“种的人多了，价格就卖不起，第一年赚的钱只够还贷款利息。”想来想去，陈雪兰决定，趁年轻，带着菌菇棒，下山去闯一闯。

　　陈雪兰是一个人出发的，把孩子和一部分菌菇棒留给了丈夫和父母。一个女人、一个菇棚，在举目无亲的苏州城乡接合部硬生生地扎下根去。“没想过怕，也不觉得苦，钱放进口袋里，心就踏实了。”回想当年，陈雪兰的语气里已听不出起伏。

　　低矮的菇棚下，做棒、脱袋、采菇、卖菇、注水、翻棒……解构着一个又一个24小时，也切割着陈雪兰的青春。夫妻二人异地种菇，忙起来，连个搭把手的人都没有。菌菇棒每天新陈代谢，一环扣着一环，掉不得链子，否则一季的收成都得泡汤。病了、累了，咬着牙也得把活干完。

　　一年后，“万元户”的梦想实现了。对比两边的种菇收入，丈夫李仙民也带着菌菇棒到了苏州。20多年里，夫妻俩辗转4座城市，在上海就搬了5次，眼看着曾经菇棚扎寨的地方变成了客运中心、地铁站、CBD……

　　“刚来的时候，走路去市场只要几分钟，现在市场已经在20公里开外了。卖菇也跟着越起越早。”陈雪兰的声音轻了下去，她说自己有点发晕。

　　进入5月，气温飙升到30℃以上，菇棚里至少还要高5℃。陈雪兰上一次测血压还是在老家，当时舒张压最高已至170毫米汞柱。菇棚里没有血压计，眼睛要是模糊了，她会用老家带来的野菊花泡水喝。降压药也是从家里带来的，每天都得吃，她尽量把药量控制在最小。

　　“出来种菇的人，身体都是好的，不然只能在家里养病了。”说这话的时候，陈雪兰已在菇棚深处采菇。腰椎间盘突出引发腰腿酸麻，她不得不用左手肘抵着大腿，才能慢慢弯下身……今年种了3万个菌棒，她一天要这样蹲起上万次。“所有的裤子，这里都有一个洞。”她指指自己的左腿膝盖上方，又示意一旁的丈夫一起展示这一“特点”。手指戳进裤子的破洞里，两人都忍不住笑了。

　　新宅镇在嘉定的菇农，年龄超过60岁的有五六个，隔壁的春根都67岁了。这么一比较，陈雪兰认为自己还年轻：“种菇是辛苦，但多少能挣到点钱。现在不种，我们年纪又还轻，回家能找什么活干？”

　　幸福“账本”

　　种菇多年，陈雪兰说，去年夏天遇上利奇马台风，菇棚损失不小，菌菇棒还泡了水。重新赶制菌棒，成本增加了不说，质量也没以前稳定。春节本是菇价较高的时候，又碰上了疫情。

　　“我们还算运气，没住在村里，菇棚外就是宝钱公路（上海西部地区南北向的重要通道之一），每天还能去市场（卖菇）。”疫情对卖菇的影响其实不小，但菇农能熬。卖菇是一门与时间赛跑的生意。菌菇长出来，不及时采摘，“伞柄”开了，质量就次了，还消耗了菌菇棒里有限的营养。短短三四个小时的凌晨市场，菇越新鲜，价格越贵。若是天亮还没卖光，价格就得由批发商说了算。疫情下的正月里，市场里人少，菌菇产量倒不少。每天提着菇篮赶市场，“价格再低，也要卖出去”，这是菇农们的默契。

　　菇棚前面的西瓜地如今荒着，陈雪兰养的鸡常在此觅食，几只鸡很争气，每个月都能攒一大篮鸡蛋。蛋要托人捎回老家给儿子，他们一般不吃。“小孩子吃了长个子、补脑子。”陈雪兰对自家鸡蛋的自信，来自去年冬天的一次“实验”。当时，李仙民骑三轮摔伤了腿，没舍得上医院看，她能想到的补品就是这些鸡蛋。“一天吃一个，没过几天就好了，干活也没耽误。”打那以后，陈雪兰就更宝贝这些鸡蛋了。

　　说起儿子，陈雪兰和丈夫不无欣慰。“他是村上第一个大学生呢。”他们说，国能学的是设计，在企业上班，月收入过万元。

　　“（他）早就搬到县城了，准备生第二个孩子了。”想着即将到来的新生命，陈雪兰脸上的笑意已经藏不住。原本，她和丈夫商量过再种两年菇，攒点养老钱，就回去带孙女。现在她又有了新的划算：“国能要还房贷，要是再养一个孩子，钱会不会紧张？还是我回去帮他带（孩子）更好？”

　　“我想‘小可乐’了。” 把吃剩的饭菜倒进鸡槽里，陈雪兰对丈夫轻声说。他们陪儿子的时间不多，一转眼他就长大了，现在孙女好像也是这样。一直沉默的李仙民笑了，拿出手机，连线老家。清脆的童音传来，老两口笑得合不拢嘴，拖着长长的尾音，音调不断上扬……夕阳洒在他们斑白的鬓角上，亮晶晶的。

　　“谢谢上海”

　　老徐来了。回家的日子快到了，陈雪兰请他来拿租金。

　　老徐名叫徐卫其，上海人，在嘉定经营蔬菜种植合作园，和武义菇农合作已有十多年。周围很多土地都流转了，种植园被要求改建成标准化基地，利润降低是看得到的。老徐告诉陈雪兰，为了“老交情”，他可以再承包菇棚用地一年。

　　吃饭时，陈雪兰接到两个电话，都是老客户打来要货。“本地菇”即将下市，物以稀为贵，但对老客户，陈雪兰还是坚持老价钱。“我们合作都好多年了，刚才打来的这个，换了三四个地方卖菜，买菇一直找我。”有的时候退一步，得到的反而更多。陈雪兰不抬价，老客户也不压价，一通电话打完，彼此心里都舒服。这是默契，也是感情。当然，前提是菇要好。

　　明知熬夜不利于控制血压，但考虑到丈夫不擅长和人打交道，陈雪兰还是坚持凌晨1点起床去卖菇。和很多菇农夫妇不同，他们家是“女主外”——联系客户、卖菇、租地，一般都是陈雪兰出面。李仙民对此甘拜下风：“她比我会做生意。”

　　骑着电动三轮车，在田埂、公路、巷道间一路突围，黯淡的橙色路灯下，陈雪兰轻车熟路的样子带着几分帅气。

　　赶到市场门口，正看到一群人起了争执。有菇农为了方便买卖，扎堆在市场外摆摊，管理人员则认为这样影响秩序和环境。陈雪兰的三轮车也被拦了下来。她耐着性子听完管理人员的说理，没有反驳，而是接过对方的话茬：“对的，没错……市场很照顾我们，疫情期间还发口罩，这几个月管理费也不收……我们都记着呢，谢谢你们，谢谢上海。”

　　“我来给大家唱首歌吧。”众人还没反应过来，一曲《映山红》已经传到耳边。有人哄笑，有人鼓掌，有人觉得突兀。但听着听着，那熟悉的旋律里，好像飘出了烟火气和人情味。

　　扎寨上海多年，一直是菇棚、市场两点一线，陈雪兰见过这里凌晨各个时段的模样，但它依然是一座熟悉的陌生城市。她认识的上海人不多，但记得他们的好。她的菇篮不重，但多年下来也为这座城市缴费近10万元。上海的市场接纳了她，她也丰富了上海人的菜篮子。

　　凌晨的菜市场，光线朦胧而阴沉，一曲高歌，让始终怀揣尊严和拼劲的农妇短暂地获得了注视。太阳升起后，她又将钻进黑色的菇棚，隐退于都市的华丽和喧嚣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