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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严济慈诞辰120周年的日子!他为什么要在79岁高龄入党?

2021-01-23 15:45:10

来源: 无

作者: 董超毅

金华新闻客户端1月23日消息 通讯员 张敬

1901年1月23日,严济慈出生在东阳市横店镇下湖严村的一个小三合院里,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在先生诞辰120周年到来之际,东阳市委党史研究室机关党支部开展纪念活动,举行向严济慈雕像敬花仪式,参观严济慈陈列馆、严济慈故居,重温和学习严济慈先生的入党志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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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已经七十九岁了,才写志愿书申请加入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我虽已年逾古稀,但是我没有迟暮之感。我争取要做一个共产党员,求得光荣的归宿。”1980年,年近八十岁的严济慈郑重地向党组织交上了入党志愿书,并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据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王扬宗介绍,“这是他晚年最开心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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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入党志愿书被刊发在1980年2月9日的《中国青年报》头版。不久,有读者写信提问:“一位八十岁的科学工作者为什么要入党?”为回应这些问题,严济慈先生写下一篇《我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入党?》,于同年3月6日同样刊发在《中国青年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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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和信念是生活和工作的动力。”正是信仰的力量,先生做出如此响亮的回答:“中国能够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吗?我的回答是:不仅能够,而且还有可能提前。”


在建党100周年,在先生诞辰120周年的今天,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全面小康,这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键一步,这也是共产党人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结果。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节选严济慈《入党志愿书》和《我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入党》部分内容,重温和学习这份珍贵的入党志愿书,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不忘本来,才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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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党志愿书

严济慈


我今年已经79岁了,才写志愿书申请加入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我在党的教育和领导下参加革命工作,已经整整卅年。我比我的法国老师之一保罗·郎之万教授于1945年出狱入党还晚六岁。所有这些使我不能不感到惭愧。我虽已年逾古稀,但是我没有迟暮之感。我争取要做个共产党员,求得光荣的归宿。


我生长在浙江东阳县一个不满五十户的贫困农村里,父耕母织,举债供我读完旧制中学,1918年我以第一名考取南京高等师范。我在学校喜读课外书,爱做练习题,善于应付考试,颇得师长的赞许,逐步走上了科研的道路。另一方面,这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五四运动爆发,爱国图强,科学救国的思想深深地打动着我。1933年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毕业,我又立即以编著《初中算术》和《几何证题法》所得稿费,以及师长亲戚的赞助去法国留学,一年考得巴黎大学三张文凭而毕业。1927年夏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各方争聘,在沪宁四个大学同时教课,又参加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筹备工作,一跃而跃于学者名流之林。这就更助长了我的自高自大的个人主义和光前裕后的封建思想。


我埋首科学,不问政治,而且自以为从事科学研究是人生最高尚的事业,莫大的幸福。因此,1928年秋我又去巴黎从事研究工作二年多。1931年后定居当时比较宁静的北平,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这个小天地里,与十来位青年朝夕相处,指手划脚,自乐其乐,以写‘洋八股’为能事,徒增长我的家长作风而已。这正是从九·一八到七·七这一段时期,其可笑可鄙孰甚!


1937年卢沟桥事变,我正第三次在巴黎,除出席国际文化合作会议,法国物理学会理事会(1935年同时被选为理事的有法国Joliot Cuvie和苏联P. Kapctga等,任期三年)和Falay 老师退休庆祝会外,我也参与一些抗日宣传活动,成为吴老(玉章,从莫斯科来)和郎之万教授之间的联络人。1938年初我动身回国路过里昂,在里昂天文台台长Dulay教授家遇见《里昂进步报》的一位记者。次日该报第一版上大登我的抗日言论,并说我正率领一批留法学生回国抗日,使我不能船到上海,只得在香港登陆,我在北平的家也就受到日寇的监视。我从香港,经安南,于春节元旦抵昆明,拜访前南高老师、新任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决定把北平研究院迁滇,并设法通知我妻扶老携幼南下。所以我的抗日爱国,自问没有问题。


在昆明北郊黑龙潭,要恢复在北平那种所谓物理研究工作,不但不可能而且也是毫无意义的。鉴于战时后方医疗器械的缺乏和需要,我们决定从事显微镜的研制。从光学计算,镜片磨制,装配和检验,无不亲自动手。四年内,制成1900倍显微镜500架,同时训练了青年徒工十余人,对解放后我国化学仪器工业的发展有了一点小小的帮助。


抗日战争胜利之时,我正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在美国各地讲学和参观,而我渴望的是国内“和谈”成功,幻想在我们国家里将出现苏联的经济制度和欧美的民主政治。事实立刻证明我的幼稚无知。蒋介石反动政权在帝国主义帮助下,悍然发动内战,物价飞涨,不仅民主政治谈不到,连个人生活都成了问题。梦想破灭了,我陷入了极度的苦闷和矛盾,终日伏案编写大、中学物理教课书以自娱,实际上换取稿费养活全家而已。


到1948年我实在忍无可忍起来公开说话了。3月28日在北平科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上,我列举该会宗旨三点:(一)联络中国科学工作者致力科学建国工作;(二)促进科学技术的合理运用;(三)争取科学工作条件的改善与科学工作及生活的保障。最后,我说:“但是目前的情况实在令人惶恐,怕要弄到科学家寸步难行、寝食不安的地步。如上星期五的里奥·居里夫人到美被拘之事,即其一例。”(见3月29日译北日报)9月9日在北平研究院第二届全国学术会议上,我做了发言。我的发言北平各报都有登载,说是“科学工作者的愤慨”,加上所谓“分量很重”的按语。其实,我说的话比实际情况差得很远。


1949年初北平解放,全国欢腾,党给我充分的信任和荣誉。五月初我被邀参加全国民主青联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做了“青年与科学”的报告。继又参加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任秘书长;并以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之一,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这期间还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的是解放军通讯部队王诤同志托人找我见面。他从书本上知道我许多年来研究压电水晶,要我们协助建立一个制造水晶振荡器车间。我从此认识到科学家在新中国将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


中国科学院成立,我希望回到研究工作中去,我担任办公厅主任兼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而不是以研究所工作为主。当时我认为一个人一旦离开实验室,就是他的科学生命的结束。郭沫若院长教导我说:“倘能使成百上千的人进入实验室,岂非更大的好事!”可见我在建国之初,还是处处从个人考虑出发,没有建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通过思想改造运动,我开始带着问题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参加川北土地改革使我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的实际教育。赴朝慰问使我深深体会到最可爱的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在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工作期间,我有机会接触到广大职工在恢复许多规模宏大的现代厂矿的工作中所表现的苦干精神,从而瞻望到新中国的光辉前途。我也从此学到高炉是炼铁、平炉是炼铜等常识,为以后参加技术科学部工作打下基础。


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我逐渐认识到党的大公无私,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在1957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风声里,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文章一开头就说:“党能领导科学,而且党不能不领导科学,因为在新中国科学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我从1958年到1965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兼课受到广大同学的极大欢迎,他们那种蓬勃的朝气更是极大地鼓舞着我,特别是因为我从1928年后卅年来没有教过书。从去年起我又负责研究生院工作,深感责任重大,力不从心。我要在党的领导下,在同事们的帮助下,努力去做一个不自满自足地闭门幽居,以科学术士自居的人,不让自己以老一辈的科学领导者自居的人,懂得老科学人员与年轻科学人员联合的意义和巨大的力量的人,自愿和乐意给年轻人打开一切科学道路使他们夺得科学高峰的人,承认科学的未来是属于科学青年的人。


历史的长河汹涌澎湃,革命的车轮飞奔向前,今天,我们在党中央领导下又揭开了历史的新章,进行新的万里长征,九亿神州,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也精神焕发,壮心不已,亲身体验到共产党的伟大和正确,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衷心向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真诚地请求党接受我做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在党的直接教育下,我今后一定要加速改造自己,不断克服各种缺点,把自己的希望和命运同党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誓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

(注:根据原文内容删选)


我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入党

严济慈


我是1980年1月26日被批准参加共产党的。这一天,对我来说是一生难忘的。我入党后不久,有人向我提出这样两个问题:(一)一个80岁的科学工作者为什么要人党?(二)为什么要在一些人认为党的威信下降的今天入党?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即我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入党?


我们党说,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但要真正认识它,对像我这样从旧社会过来的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那是很不容易的。解放前,我曾怀有科学救国的志愿,认为从事科学研究是人类最崇高的事业。因此,我不问政治,整天理头科学。但是,旧社会的现实,使我不能实现自己的志愿。解放后,由于社会性质的变化,在党的领导下,科研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并取得较好的成效。工作的实践,生活的比较,使我悟出这么一个道理:实现四个现代化,离不开科学;而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又离不开党的领导。因此说,党的领导是根本。在长期斗争的磨炼、比较中,我逐步加深了对党的认识,因而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理想和信念是生活和工作的动力。有人怀疑说,中国能够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吗?我的回答是:不仅能够,而且还有可能提前。我这样回答有根据吗?有的。一是有党的领导;二是九亿勤劳勇敢的人民的智慧,有五千余年悠久的文化,有三十年来培养的一支奋发有为的科技队伍;三是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由于遭到“四人帮”的严重破坏,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一下子达到理想的速度。但我坚信,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我们正在前进。动了起来,就会加速,就会有极大的速度和能量,冲破一切障碍,以超出预料的速度滚滚向前。这就是我的信念。


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个愿意为共产主义献身的人,他想的只能是革命的需要,在当前来说,就是四化的需要,而决不是个人的得失。至于说我为什么要在有人认为党的威信下降的时候入党,这个提法本身就不大妥当。因为一个要求入党的人,如果他的动机不是因为献身共产主义事业,而是视党的威信如何而定,那他不但不配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说得明白点,就是从个人得失出发的投机者。我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我要竭尽所能,为祖国的四化贡献一切。因此,在向四化进军的新长征途中,我要求入党的心情就更加迫切了,愿意把自己的希望和命运同党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写到这里,又传来了党的五中全会胜利闭幕的消息。读了公报,很受鼓舞。全会决定党中央设立了书记处以加强党的领导,讨论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提出了党章修改草案以提高党的战斗力,为刘少奇同志平反,严肃而又恰当地处理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表明我们的党实事求是,光明磊落,有决心,有魄力,团结全党全国人民,全心全意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这些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有力措施,一定会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迅速发展。我的信心更足了,信念更坚定了。我要更好地把我自己的有生之年,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注:根据原文内容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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