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前的今天，东阳县委成立了

金华新闻客户端1月28日消息 通讯员 张敬

1928年1月28日，东阳第一个中共县委机构正式成立，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走过了不平凡的93年。

（一）幸存的档案

中共东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的档案资料中，有一份《（中共东阳）区委通告第五号》：“定阴历年初六在城举行全县代表大会，指定包焕寿、周宗镐为该支部出席代表，务于先日到城勿误。……”

该份通告落款时间为民国十七年一月八日，通告中所指阴历年初六即1928年1月28日，包焕寿、周宗镐是东阳早期共产党员，作为当年防军区支部的代表准备出席全县党员代表大会。

东阳早期党组织的发展，从建立支部到建立区委，再建立县委：1927年6月，中共东阳独立支部建立，中共东阳第一个地方组织诞生；同年11月，独立支部扩建为中共东阳区委；1928年1月28日，中共东阳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东阳县委正式成立。

见证这一历程的现存档案，有当年中共东阳区委的5份通告，这些珍贵的档案由于遭受火灾，部分已残缺不全。

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东阳党史部门凭借残存的档案，广泛征集党史资料，结合吴兆莘、韦之祺等20余位亲历者的个人档案及相关人的口述回忆，相互验证，在《中共东阳党史（第一卷）》中如此记载：1928年1月27日，各地代表按照区委通告，陆续到达县城集中。会议原定在县城东街胡阿林家，因发现有国民党特务跟踪监视，临时决定改变会址。28日，全县党员代表大会在县城西郊七里寺附近荒地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有吴兆莘、胡阿林、韦之骐、卢嘉木、包焕寿、周宗镐、郑范畴、洪彦邦、张田木、陈良材等十余人。会议宣布成立中共东阳县委，选举吴兆莘为县委书记。县委机关设在宏道小学。

▲1928年1月8日，中共东阳区委通告第五号

（二）从支部到县委

时间追溯至1927年5月。时任上海南市部委书记的东阳籍共产党员赵济猛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参加中共浙江省委的筹建工作。

6月，中共浙江省委成立，赵济猛当任省委委员（7月任常委）、宣传部主任。省委建立后，首要任务是抓全省各地党组织的发展。当时，胡阿林已由赵济猛介绍加入中共组织，成为东阳本地发展的第一位共产党员。由于蒋介石的四一二叛变“清党”运动，在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黄埔军校以及北伐军等地任职的共产党员也陆续撤回东阳。

刚完成浙江省委筹建的赵济猛也马不停蹄地秘密赶回东阳，召集吴兆莘、胡阿林、韦之祺、陈廷仪、夏立表等5名共产党员，在东阳县城东街河弄6号胡阿林家开会。会上，赵济猛传达了中共五大会议精神和中共浙江省委成立的情况；分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浙江及东阳的政治形势；提出党在农村发展组织，实行土地革命的任务。会议研究成立东阳地方党组织，确定党组织的名称为中共东阳独立支部，并推选吴兆莘为负责人，隶属中共浙江省委。

10月上旬，赵济猛受浙江省委指派，再次回到东阳，在县城新安寺城墙边召开党员骨干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强调要建立共产党在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帜。鉴于东阳工业落后，基本上没有产业工人，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民运动上，同时，加强青年运动，改组“齐社”为党的外围组织，开展建党活动。此后，在杭州、广州、上海、武汉等地的东阳籍共党员包焕寿等人纷纷回到东阳，与党组织接上关系。

11月上旬，吴兆莘召集党员骨干在胡阿林家开会，将中共东阳独立支部扩建为中共东阳区委，吴兆莘任区委书记。区委下属城区、瑞山（马宅一带）、玉山、下程马（厦程里）、防军等5个党支部。到年底，共有党员65人。

随着农民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深入发展，到1928年初，中共东阳区委新建徐宅、塘北、东川、千祥、后庄、文祥、五官塘、前新屋、官清、前宅等支部，全县党员达80余人。1928年1月28日，中共东阳区委发展成为东阳县委。

▲1961年，党史工作者走访整理卢嘉木相关档案资料，详细回忆当年县委建立过程。

（三）历史的细节

历史上多少曲折复杂、惊心动魄的情节，有时候却被尘封于破旧的一页薄纸中。5份《（中共东阳）区委通告》，就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

1927年11月9日，区委成立当天即下发第一号通告，对党费收缴、组织活动以及保密制度均作出明确规定：“党费应按期缴纳，每月：学生一角，农工半角，小学生与贫苦者得酌减收或免缴。再：所得税亦按月征收；月薪10元以下者缴百分之一；10元以上者缴百分之二；20元以上缴百分之四；30元以上缴百分之六。”

为保密起见，区委把本党称为“本校”，同志称“同学”，上下级的通信联络尽量用碘酒写密信，通过交通联络站由交通员办理。当上级党组织遭到破坏后，组织代号、通信联络处立即更换。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召开一次支部会议实属不易，以至于在短短不到20天的时间内，区委连发3个通告，均把支部会议要正常召开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予以强调和明确。

区委通告第一号中规定：“每支部每周须开会一次、报告区委一次。”

大约隔了一周，各支部会议并没有按期召开，区委于是在11月14日发出第二号通告，强调“支部常会每周一次，应近期举行，开会主席轮流，记录轮流”，并规定3项会议程序：第一为报告，分政治报告、校务报告、个人工作报告；第二为讨论，第三为批评。其中“校务报告”列明需要报告上级人员出席情况，以及通信情况。这里的“校务报告”实为“党务报告”。

11月26日，区委发布第三号通告，措词较前更为严厉：“支部常会，必须按期开会，毋得旷废；支部工作，必须按期报告，两周一次，另有报告表……”在通告末尾又特别叮嘱：“现在政局反动压迫，日甚一日，吾人在抖擞精神，努力做反抗工作之际，同时应留心组织计划与技术之严密，以防意外之损失。”环境之艰难，由此可见。

第三号通告下发后隔2天，区委终于收到一份《支部报告第一号》，全文如下：

大枢同学：

本校的同学已有十多个，都是知识分子，农民只二个，但可以介绍加（入本校）的二十多个。

农民协会正在筹（备当中），能受本校指导之下的约四、五村。

农民武装一项亦已积极筹，只因枪械甚至（约400支），又多在地主之手。

民校现已无形停止，弟也非正式的退出该校。敝校已分三组，千祥、防军、官桥。

落款：陈望京，11月28日

“大枢同学”，是当年东阳区委的代号，“民校”则指国民党，报告人陈望京为当时防军支部负责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清除和捕杀国民党中的共产党人，在革命环境异常困难时期，陈望京保持清醒的头脑，选择退出国民党，积极发展防军支部为千祥、防军、官桥三个党小组，党员十余名，准备介绍入党的有20余人，并积极筹备农民武装暴动。

此后，区委下发的第四号通告，由于资料残破，已无法知道确切时间，应在当年12月。通告第一条仍旧重提支部会议之事：“现在各支部小组多未能按期举行常会，亦无按期工作报告，如此浪漫工作，何能发展？嗣后各支部小组定期按期举行常会，并须按期报告工作，如再玩忽，惟有执行纪律，如遇同志不负责任或反动，应实行警告、除名及与之相当手段。”对于党组织的发展，进一步增强了纪律方面的约束。

由于中共东阳区委重视党的自身建设，使党的组织在恶劣的环境、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仍然能得到较快发展。这些珍藏了93年的档案，也让我们认识到党旗上那一抹红色的肃穆含义。

▲1928年，上级党委开展农民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农字通告新编第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