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1-14 17:59:00
来源: 无
傅稻镰
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院教授
说实话说,25年前当我还在学习考古时,完全想不到会有这样的发现给我们带来全新的认识。这促使我们重新在世界范围内思考,从狩猎采集到进入全新世农业定居社会,并最终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
现在我们认识到“栽培”和“驯化”的差别,一个是人类的行为,一个是生物种群遗传学上的改变。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从创造人为环境有意识的“栽培”,到作物完成驯化,是个数千年的演变过程。就我最近的估算,对比完全野生的稻属植物,和彻底驯化的水稻品种(比如数千年后的崧泽时期)。作为农作物的水稻,单个植株的产量会是野生稻的330%,这种巨大的变化是通过栽培进而完成驯化的一个长期演化的结果。这一进程中最关键的第一步,是我称之为“前驯化”栽培阶段。上山文化非常明确已经从这个起点出发,是稻作文明产生的源头,也为其后续发展设定了方向。
就我了解,目前所见上山文化遗址,其文化堆积范围同今天的村落,或者新石器晚期的考古学文化相比,这样的遗址还是很“小”。但同旧石器的社群规模相比,这简直就是飞跃式的巨大转变。
我将新石器时代视为一个动态的旷日持久的进程,它持续改变着人类社会的规模,持续改变着人和土地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环境和特定的一些物种。
在今天这个例子中,特定的物种就是水稻,从对它的栽培直到最终的驯化。站在全球视野看文化变迁和人类生态意义上的转变,上山文化都是新石器演进过程中的关键节点之一。从任何角度讲,这都代表了一种“成长性”社会的发端
这种“成长”,见于人口的规模,见于农业,见于作物。
这种“成长”,更通过上山所揭示的一系列物质文化和技术,充分体现在人的创造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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