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书翻译20年！《死亡工厂》再揭《隐匿的暴行》

　　金华新闻客户端3月24日消息 记者  李艳

　　“都是自己稿费换来的，金华是我的根据地，肯定要寄。”记者联系上王选时，她正在前往银行的路上。“我交了社保的钱，每个月有三四千元，都买了保险、基金，蛮划算的。”

　　当年带着一群白发苍苍的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跨国诉讼的王选，一晃自己也已满头白发。国内没有工作单位、69岁的她，不得不自己筹划养老等现实问题。

　　王选全身心扑在细菌战跨国诉讼、田野调查、学术研究等工作上，这些年，主编出版了《大贱年——1943年卫河流域战争灾难口述史》（12卷）、《日本生物武器作战调查资料》（6卷）、《侵华日军细菌战文史资料选编》等系列书籍，多次获国家重点项目。这些载入史册的重磅著作定格了她的青春、激情和不懈的斗志，书里书外鲜为人知的故事，也在王选的讲述中，再次怵目惊心而鲜活如昨。

　　未识哈里斯之前，王选就已知《死亡工厂》。

　　“《死亡工厂》最初于1994年出版，20多年以来，该书仍然是唯一一部完整的相关主题的历史专著，也是第一部利用美国官方军方的资料，系统披露美国掩盖日本细菌战整个过程的研究。”

　　《死亡工厂》在美国出版两年后，1996年12月，王选应国际人权团体——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简称“史维会”）邀请，赴美国参加在斯坦福大学举办中日关系国际学术会议。会上，王选代表崇山村村民细菌战调查委员会，向大会报告了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正在准备向东京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追究日本细菌战战争罪犯的责任。

　2003年9月，王选（右六）与日本律师及和平爱好者在东京都日比谷公园举行示威，要求日本政府就对中国发动细菌战进行道歉和赔偿

　　“我们结束报告后，会场全体起立给予我们长时间的热烈掌声。”王选记得，当时台下第一排中间坐的是一年后因《南京大屠杀》而名声大震的美国著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
　　也就在这次会上，王选知道了《死亡工厂》一书。当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史维会以及人权团体组织设有摊位，分发资料，出售相关图书，募集捐款。“现场看到的《死亡工厂》（英文原著）是一本温哥华史维会用过的旧书，只有这么一本，20美金。我买了下来，震惊之余，心想要把这部书翻译成中文”。

死亡工厂：平房731部队总部鸟瞰图

　　两年后，1998年6月，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联合北美各地的亚裔人权团体在北美五大城市华盛顿、纽约、旧金山、多伦多、温哥华举办以“被遗忘的‘二战’亚洲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和731部队细菌战”为主题的巡回图片展暨证言会、发布会，王选作为细菌战诉讼原告团团长，与日本律师团团长土屋公献、事务局长一濑敬一郎律师等应邀参加，同行的还有长期以来从事731部队细菌战历史揭露的日本学者、社会活动家、日本老兵等。
　　“以上活动的纽约和旧金山会场，哈里斯和张纯如都是主要嘉宾，两位作者为日军战争暴行受害者的代言雄辩有力。哈里斯还和我们一起参加了加拿大多伦多和温哥华两地的活动。他始终作为历史学者，站在我们受害者一边。”王选告诉记者，该系列活动所到之处的社会反响，令人体会到，一部系统的学术性研究对于相关史实的确立具有的深刻意义。

　　王选和哈里斯一见如故。当年11月，哈里斯应日本律师团邀请访问东京。

　　2002年3月，浙江金华，谢尔顿·哈里斯（右一）和美国生物武器医学研究马丁·法曼斯基在向日本细菌战受害者程崇文（左一）了解情况。

　　“我特意安排哈里斯夫妇住到一般供国内来的旅客住宿的后乐宾馆。宾馆隔壁就是中国留日学生的宿舍——后乐寮。‘后乐’取自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王选回忆，也就在这次东京行期间，哈里斯同日本柏书房签订了《死亡工厂》日文版翻译的合同。

　　《死亡工厂》日文版于1999年出版，译者为王选细菌战研究的日本同仁、细菌战诉讼中国原告方出庭专家证人、世界著名的731部队细菌战研究者近藤昭二。《死亡工厂》日文版在日本重印5次，现在还是东京最大书店——东京站八重洲Book  Center专栏书架上所列图书。

　　一边埋头细菌战跨国诉讼，一边连轴细菌战调查，作为《死亡工厂》中文版的主要译者，王选“牙缝里挤时间”，辛苦可想而知。

　　翻译之一、江苏省律师协会国际业务委员会委员、河海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惠明回忆：“大约1998年上半年，我在日本一桥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攻读民商法硕士学位。当时，我们几位还在求学或刚工作，都很穷，《死亡工厂》的翻译没有任何报酬。王选有几次到东京来核稿，为了节省餐费、住宿费，就到东京大学附近我们租的一室一厅的公寓来，我和太太炒几个家常中国菜，王选直说好吃。晚上将吃饭的矮桌移开，王选就睡在我家客厅的榻榻米上，她的床铺一半在桌子底下。”

　　凭着一腔热情和不畏困难艰辛的精神，王选领衔的翻译团队终于顺利完成了《死亡工厂》的中文翻译工作。《死亡工厂》中文版于2000年10月出版，12月即售磬。

　　哈里斯生前在中文版谢辞中，对王选表达由衷敬意：“特殊的谢辞应归于王选女士。王选是一名真正的爱国的中国人，她将她自己的全部生命为日本占领中国期间的暴行受害者的正义事业而战斗。她是正义的嘹亮的号角……”

　　哈里斯是一位典型的美国人，花白的头发、大框眼镜，身材高大、魁梧，说起话来非常幽默、风趣。在来金华前，2000年4月，上海师范大学召集举办中国首届“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王选和哈里斯应邀出席，记者从金华赶去采访。会议间隙，哈里斯和记者的合影登上了侵华日军细菌战山东省调查委员会主办的《细菌战调查与诉讼》杂志封面。

　　那次会后，哈里斯马不停蹄地到杭州、南京，为浙江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作讲座。当时从杭州到南京最直接的交通是高速班车，车辆是依维柯面包车，车座窄小。哈里斯个子大，坐了五六个小时，下车时，他腿都伸不直了，嘟哝道：“以后别再让我坐这车了。”

　　嘟哝归嘟哝。两年后，2002年3月3—6日，王选带领哈里斯一行在金华开展为期三天的细菌战调查，记者全程跟踪采访。其间，王选、哈里斯一行，多次和记者一起，挤坐在本报采访车上，奔赴金华各地。

浦宁  摄

　　哈里斯当年74岁。和哈里斯一同前来的，还有两位美国医学专家，他们分别是时年78岁的麦克•弗兰兹布劳医生和54岁的马丁•弗曼斯基医生。他们在国际上享有较高的声望。其中，弗兰兹布劳是世界医学协会的成员、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校皮肤病教授、医学犯罪研究专家。他曾因不顾压力，追查纳粹医学罪犯，将他们送上法庭而闻名。他还力排众议，要求世界医学协会敦促日本政府公布日军731部队的资料。而弗曼斯基则是国际科学家监督生物武器组织成员、病理学者、日本细菌战研究者。

　　据悉，这是美国专家首次来浙江进行系统、专业的“二战”日军细菌战受害情况调查。

　　其间，他们不仅深入金华雅畈、汤溪等地的“烂脚村”实地调查，还与地方防疫部门、医院的专业人员进行交流，并集体应邀于3月6日上午到浙江师范大学作学术报告。

　　三天的调查怵目惊心，虽然他们只走访了我市部分“烂脚村”，但受害人数之多、受害程度之深，还是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像。

　　“你叫什么名字？1942年，你几岁？”

　　“你是怎么染病的？”

　　“村里死掉的人，有没有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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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到一处，王选、哈里斯一行都问得格外仔细。

浦宁  摄

　　在汤溪城隍庙，面对闻讯赶来的细菌战受害者，哈里斯问：“日军有没有占领过汤溪？”

　　时任汤溪老年大学副校长、侵华日军细菌战金华调查会会员丰志寿回答：“日军两次占领过汤溪。第一次是在1942年5月26日，第二次是在1943年6月10日，前后待了三个月。日军入侵之前，没有一个村民患霍乱、伤寒、炭疽等病。日军入侵后，村民人都逃走了，直到日军撤走后，才敢回来。回来后，村民就陆陆续续生病了。”

　　史料记载，1942年7月，汤溪村400余户，100多名村民因患霍乱、伤寒、炭疽等死亡。其中，10余户人家死绝。

　　王选、哈里斯一行详细询问了细菌战受害者的姓名、症状，了解病史，拍照、记录，看着至今仍在复发、饱受精神折磨的受害者，他们连叹“震惊！震惊”。

浦宁  摄

　　结束金华市区的调查后，他们还到衢州、义乌、南京等“二战”日军细菌战受害地调查，长达10天。

　　“哈里斯2002年之行取得的成果显然不同以往，以上各地的调查成果都已经收入《死亡工厂》2002年修订版。”王选说，哈里斯生前曾和她说过，在写这部书的时候，他常常为战争暴行的令人发指而痛苦得坐立不安，而罪犯逍遥法外，令他苦恼不已。

　　回到上海，王选为哈里斯一行送行。“不知怎么，隔着哈里斯身上那件又厚又大的外套，也能感觉到他似乎有些不舍，脸上还闪过一丝感伤，以前从来没这样。”

浦宁  摄

　　回到美国后不到半年，美国当地时间2002年8月31日，哈里斯因病去世。

　　“前一天还好好的呢。我获知这个消息感到很震惊，很伤心，没有任何心情去谈别的事情。” 收到弗曼斯基发来的邮件，王选头皮发麻，半天缓不过神来，悲痛不能自已，“打击实在太大了”。    

　　而就在四天前，2002年8月27日下午1时30分，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细菌战跨国诉讼作出一审判决。虽然驳回了原告方赔偿要求，但在历史上首次认定：

　　“根据本案的证据，日军731等部队在陆军中央的命令下，在实战中应用了细菌武器，违反了国际法，被告日本国对此具有国家责任。”

　　判决还指出：“各原告的陈述书关于本人及亲属感染疾病或死亡的供述是可以理解，并具有说服力的。”

　　同年9月4日，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了哈里斯去世的消息，并介绍了他的研究和著作《死亡工厂》，称：“在他去世的四天前，日本一法院作出判决，认定日本在中国实施了细菌战，但是驳回了受害者的赔偿要求，由此终结了数十年官方的混淆和抵赖。”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得知自己的研究被日本法庭所证实，对哈里斯来说是莫大的安慰。

　　《死亡工厂》于1994年首次出版后，在此后的8年里，哈里斯几乎把他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在了修订版上，直至在修订版出版当年的8月份去世。

　　王选介给，哈里斯生前多次参加与跨国诉讼相关的各种集会活动，并将浙江金华、衢州，江苏南京等地调查结果，以及大会发表的相关论文和各当事人采访的内容及时增补入《死亡工厂》修订本，细节更为翔实，怵目惊心。
　　书中有对金华、义乌的多次记载。第六章《秘中之秘：人体实验》中，哈里斯写道：“（1940年）11月26日，特别装备的731部队的飞机飞过金华县附近，扔下的炸弹撞击地面后放出一种烟状物，然后渐渐变成黄色。”

　　“历史上从未发生过鼠疫的浙江省的另一个村子义乌县崇山村也于1942年农历八月暴发鼠疫流行，村里开始出现大量的死老鼠，在鼠疫流行持续了大约一个多月的时候，占领义乌的日军部队进入村中，焚毁了全部可能污染了鼠疫菌的房屋。”

　　“一位《纽约时报》记者1997年2月访问了崇山村，他写道：“在那个恐怖11月的高峰期，这里的鼠疫平均每天要夺走20个人的生命，每一个人都是平民。天黑以后，从那些门窗紧闭的屋子里传出来的受害者的尖叫声响彻了夜空，一些近乎癫狂的重症感染者因为高烧难耐而在狭窄的巷子里奔跑或爬行，狂饮着阴沟里的污水解渴，他们在极度的痛苦挣扎中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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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告投降，日军在撤离前彻底摧毁了位于哈尔滨平房的731部队所在地，试图抹杀所有罪证

　　相关资料记载，1942年浙赣会战，日军731部队派一支分队远征到浙赣地区，生产部派8人，准备了约130公斤副伤寒菌和炭疽杆菌供该远征队之用。据哈里斯研究，石井四郎他们用名为HA的炮弹填装细菌，进行轰击。那是一种薄壁钢壳炸弹，内装“1500个浸在500CC炭疽菌乳状液里的圆柱小片”。

　　石井四郎在南京停留时，还为当地的小孩准备了一种不平常的精美食品―――掺了炭疽杆菌的巧克力；石井四郎在浙江时，还命人特制了一部分“蛋形、长扁形的饼干”，然后让士兵向中国老百姓分发，以扩大炭疽战的威力。

　　“可以这么说，《死亡工厂》修订版2002年出版以来，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历史真相的追索，一直在哈里斯教授等先驱者开创的道路上，不断的继续。”王选说，这次修订版各章注释改动最多。哈里斯著作中引用的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文献，凡是她和近藤昭二编的《日本生物武器调查资料》收入的，她全部在注释中加以了说明，方便感兴趣的读者查阅资料集中的英文文献原文。“2002年《死亡工厂》中文译本修订版第一版印刷6000本，早就绝版了。其间，版权过期，此次再版，出版社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如愿和读者见面，殊为不易。”

　　差不多时间上架的《隐匿的暴行》，作者吉耶曼和丈夫梅塞尔森都是活跃于国际舞台的反对生物战的科学家。早在1969年，梅塞尔森就推动了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作出放弃生物武器的决定。

    《隐匿的暴行——细菌战、东京审判和美日交易》作者珍妮·吉耶曼

　　2005年9月16日，梅塞尔森夫妇约王选在北京见面。

　　“他们对我和大学生志愿者正在开展的细菌战田野调查很感兴趣。”临别时，吉耶曼送给王选一本其新作《生物武器——从国家赞助的研制计划到当代生物恐怖活动》，夫妻双双在上面签字，对王选的工作表示热情的赞扬和鼓励。

　　一部书翻译了20年，一段史隐匿了70多年。东京搁置的迟到的正义，在世界瞩目中，在接力历史真相的持续探索中，必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