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9-08 15:25:24
来源： 金华日报
金华新闻客户端9月7日消息 记者 盛赞
他们将青春和年华留在了三尺讲台
却给了学生去看广阔世界
追逐星辰大海的翅膀
求学路上
老师的一句话
一个举动或许就是改变我们一生的开端
师恩难忘
来看看银发记者笔下关于恩师的那些难忘故事吧
作为高中毕业40周年同学聚会的主持人，我曾这样问过同学们:大家还记得吗？吃过中饭自由活动时间的欢歌笑语吗？还记得溪水清清溪水长的采茶舞曲吗？
大家齐声应和:记得。
四十年不曾忘记的一幕幕，都得归功于我们高中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陈恒健。
陈恒健老师是江苏镇江人，他瘦高个，戴着1000度的高度近视眼镜，衣着清清爽爽，典型的知识分子模样。上世纪五十年代陈老师从杭州师范大学毕业后留在杭州教书，七十年代初到东阳上卢中学。
陈老师的教学方法与众不同。他上语文课，总是自己带来一块前一天晚上事先写好的小黑板，挂到大黑板边，小黑板上写了本课新增的生字(已注好拼音)，应掌握的成语、本课教学的重点分析与总结，最后是留给同学们的课后作业及思考题。这在当时的农村高中是别具一格的，这样的教法常引得其他班的同学们羡慕，时不时有人来借上课笔记进行学习。
陈老师在课堂上幽默风趣，旁征博引，例如在讲解古诗时，他会结合诗人生活时代背景、诗人个人家庭背景及诗人当时的境遇，以及诗本意三方面来讲解。这个方法我一直沿用着并且教给了下一代。这样读诗故事性强，又有趣，不用死记硬背。
每次布置了作文，陈老师会选写得好的作文在课上作为范文朗读，然后点评，修改后抄好贴在教室后面，供同学们学习。我当时是学习委员兼语文课代表，作文屡次入选范文，可以说是陈老师激发了当时对语文的兴趣，也让我终身受益。
陈老师不仅语文课上得好，班主任工作也很出色。在午饭后的班级自由活动时间，陈老师不仅给同学们讲古代名著，还教同学们唱歌，那个年代高中是不设音乐课的。记得最深刻的是那首《采茶舞曲》。陈老师将歌谱、歌词写在小黑板上，先教谱再配词，一句一句教唱，在唱到：“好比那两只公鸡争米上又下”时，还配有肢体动作，令人难忘。“溪水清清溪水长，溪水两岸好呀么好风光……”优美欢快的歌声引全校同学齐羡慕，陈老师让同学们享受到了音乐之美。
陈老师作为班主任，对同学们的生活也很关心，当时农村生活条件艰苦，同学们都是自己带米，用饭盒蒸饭，可是下课找饭盒很麻烦。陈老师想了个办法，将饭笼号上标上班级名，由同学们轮流抬到宿舍，找起来很方便。既不会打翻又节省了时间。晚自修后有时会觉得肚子饿，陈老师总会备热水给同学们，让大家泡上一杯霉干菜汤充饥。
遇上这样的好老师，我们无以回报只有以发奋刻苦学习来报答老师的恩情。
高中40周年同学会，我们把陈老师夫妇从江苏镇江接到杭州，我们8位同学陪陈老师在杭州游玩，后又到东阳去上卢中学旧地重游。同学会结束后，陈老师在东阳小住十余天，来看望老师的学弟学妹不断。
陈老师桃李满天下，师生情谊深。让人敬佩的不仅仅是陈老师的教学水平，还有陈老师敬业、正义、仁爱的精神品格。
银发记者 华鸿莺
我这一生中，曾经遇到过几位感人至深、影响我一生的好教师，何存允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位。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金师附小就学。自中年级始，何存允老师一直担任我们班的班主任兼教语文、数学。那时候，学校条件不是很好，教师工资收入也不高，何老师和另一位老师同住在我们班教室隔壁的一间十余平方米、上下透风的十分简陋的宿舍里。白天，何老师尽心尽力给我们上课和指导照看课外活动，晚上，在宿舍里挑灯备课批改学生作业，我从来没有听见何老师叫苦和任何丝毫抱怨。
说句真心话，何老师真不愧是我的启蒙老师。他知道我喜欢写字、刻字和画画，就热情鼓励我，不仅教我学写方宋体，还让我到学校大礼堂去抄写黑板报。他推荐我参加学校木刻小组，利用课余和假日时间，努力练习木刻和篆刻，炼就“童子功”，为自己日后走上书画篆刻艺术道路打下良好的基础。
此外，何老师对我可谓宠爱有加，他破例允许我用诗歌形式做作文，并常常把我的拙作当做范文在课堂上宣读评讲，极大激发我的练习写作的兴趣和热情，以至一直坚持至今，在文学艺术创作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令我一生一世不能忘怀的是1955年4月5日清明节，何老师带领实习老师吴振东和我们全班学生到湖海塘春游，学生邵世民意外落水，何老师和吴振东赶忙脱去外套扔给我，嘱咐我不要跟着下水后，就便和吴振东和王苗根同学一起跃进水中去救邵世民。
亲眼目睹这见义勇为、奋勇抢救学生的壮烈一幕，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并对我一生产生影响。后来我在知青时期，也曾跃入青塘水库抢救落水社员，也曾冲进贫农社员金小满失火的住宅，与众人一起扑灭熊熊烈火……
去年教师节前夕，我曾委托《金华晚报》记者帮忙寻找何老师，准备将自己精心创作的“难忘师恩”“桃李满天下”等书法篆刻作品赠送给他，当面说声“谢谢”，可惜，记者经多方联系，确认何老师已经过世，我闻讯十分震惊、悲恸。
恩师何存允老先生，我永远怀念您！
银发记者 程肇荣
蓝老师，是我上环城小学时隔壁班的班主任。记忆中的蓝老师，三十多岁，胖胖的脸，梳着短发，是那种一见就觉得可亲可爱的老师。
记得蓝老师上的其中一节课，应该是我四、五年级时。课文题目似乎是：《再见了，亲人》。讲的是抗美援朝时，朝鲜老百姓帮助志愿军的事情。那天，蓝老师在讲台上读着课文“我们还记得，我们的一个伤员在您家里休养，敌机来了，您丢下自己的小孙孙，把伤员背进了防空洞；当您再回去抢救小孙孙的时候，房子已经炸平了。您为我们失去了唯一的亲人……”蓝老师读到这里停住了，她问：这里的“唯一”是什么意思？
至今还非常清晰地记得，我当年认为“唯一”是指“生命得不到保障”。然而我并不确定我的理解是否正确，所以我没有举手。蓝老师在讲台上看了大家一眼，点了一位举手的男同学回答。男同学站了起来，口齿非常清楚地说：“唯一，就是只有一个”。“对！” 蓝老师接着说：“唯一，就是仅仅只有一个。”
接着，蓝老师继续讲课文。可我却尴尬极了，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心里直庆幸蓝老师没有点到我回答……
我曾多次听隔壁班的学生说起蓝老师，都用了一句话：就像妈妈一样，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学生们都非常喜欢蓝老师，有心里话都愿意和蓝老师说。我自己也有感觉：在环城小学读书时，每当上午各班在操场集中时，我曾多次看见蓝老师在队伍前，叮嘱着一些事；碰上个别调皮的学生，蓝老师更是关爱有加。那神情，犹如妈妈护着一群孩子……
我听蓝老师的这节课，是第一课，也是最后一课，所以也是“唯一”的一节课。以后，我曾无数次在各类文章中看到“唯一”这个词，每当看到“唯一”时，耳畔仿佛听到了蓝老师的那句话：“唯一，就是仅仅只有一个。”
走上社会之后，我曾多次感叹：一个人，如果在童年少年时，能遇上一位妈妈般的老师，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啊。
如果我没记错，孩子们心中的“妈妈老师”，叫蓝春仙。
这是2017年6（3）班的同学看望蓝老师的留影
银发记者 李新华
在小学里，我是有名的“吵客”。上课不认真，作业一塌糊涂。除了玩，什么都会忘记。而当我浑浑噩噩升到五年级时，陈老师来当班主任了。
他一头白发，目光犀利。刚开学那天，就机缘巧合地发现了我。
当时，班里两人打架，许多人在边上起哄围观。班主任来时，我恰好站在两人之间劝架。那堂课上，陈老师对我大加褒扬，说：“一件事，三种人：一种不顾同学之情，为一件小事争吵直至打架的小气鬼；一种是唯恐天下不乱的看戏者；最后一种是从班级团结出发，不顾危险劝解同学的负责任者。班里要树立正气，非有第三种人不可。”
他号召全班向我学习。在他眼里，我俨然成了班里的一面旗帜。
这是习惯站在黑板旁边或办公室挨批的我从未有过的。
从那以后，我想换了一个人似的。每天听课坐姿端正，作业认真……
这样，我连续不断地受陈老师的表扬，甚至有时一堂课也被表扬几次。
我的作业本被拿到学校去展览，我的作文被贴在教室的墙壁上，我的学习成绩也一路上扬。在他任教这一年里，我这个爱吵闹的孩子第一次当了班干部，成了三好生，并第一次当着全校同学的面在大会上发言。
虽然此后遇到过很多好老师，但我总会想起他。是他，给了我最初的光彩，给了我自信自律，给了我人生真正意义上的启蒙。我的儿童时代，也正因为他而变得美好。
银发记者 朱耀照
从小学到大学，我遇到过很多老师，其中厉守龙老师一直在我的记忆里，他是我就读于上卢五七中学时的班主任，也是我的语文老师。是他培养我入了团，当上了团支部书记和副班长，被学校评为学生先进标兵，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受到校长的表彰。
工作以后，我在《金华日报》上看到一篇“百岁老人的长寿秘密”的文章，作者是厉守龙，心里非常高兴，后来我又经常在《金华日报》、《金华晚报》、《浙中新报》等媒体上看到厉老师的作品。有一次，厉老师来我办公室玩，我半开玩笑地说：“厉老师，你把好东西都自己留着，也不送一些给你的学生？”厉老师哈哈大笑，说：“你只要写，肯定行，你是我的得意门生。”厉老师的话语给我指明了方向，后来我试着在各大媒体里投稿，特别是在《浙中新报》绣湖茶座栏目里，我和厉老师的文稿经常在同一个版面里刊出。厉老师讲的故事都很有趣，深受读者的喜爱。
多年来，厉老师在《人民日报》《浙江日报》《光明日报》《金华日报》《文汇报》《中国教育报》等媒体上共发表了5000多篇作品、有300多本获奖证书、有81篇文稿获奖，他还是浙江教育报特约记者，如今他虽年事已高，但还坚持写作。最近，《中国电视报》开展“父母最在乎什么？”征文中，他匠心独运所写的《另一种孝与爱》刊登在6月30日《中国电视报》文学副刊头条；他写的“紧握手中之笔写下去”，被刊登在8月14日《浙江日报》钱塘江文学副刊上。
不久前《金华日报》复刊40周年征文中，厉老师的“我与金报的三大缘”和我的“我与金报在一起”，都成功入选，并编入《金报情缘》一书。我和厉老师在写作的广袤大地里一齐携手向前，这是我的荣幸。
厉老师现年75岁，但宝刀不老，佳作频出，实在令我敬佩，让我从他身上汲取到无穷的智慧和不竭的动力，我为自己能路遇这样的恩师而自豪，我要以厉老师为榜样，像他一样，紧握手中之笔，写下去，写下去。
银发记者 何艳飞
1967年我在村小学上四年级，我当时只有十一岁，5月份的一个夜晚，睡梦中蓦然被母亲的呼救声惊醒，“着火了！着火了”，我滚下床迅速到水缸里舀了一勺水灭火，可那时我家住的是茅草盖的房子，火势一下子蔓延至整个房子，父亲和爷爷都不在家，母亲将二个妹妹抱着逃出火海，我也只身逃了出来，连我心爱的书包都来不及抢出来，我好不伤心。本来家里贫穷，一场意外的火灾真是雪上加霜，家庭陷入困境，而我没有了课本只好辍学在家，当了放牛娃。
我的班主任、语文老师朱老师了解我家不幸遭遇非常同情，他就上门动员，做我父母的思想工作，让我回到学校重返课堂去读书。他给我找来语文、算术和簿本铅笔等文具用品，那时，我心里是多么地感激朱老师！
朱老师身材瘦瘦的，是城里人，但他对农村的学生，对贫苦的学生，一点也不歧视，相反还多加关注和呵护。当时朱老师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穿着蓝色中山装，眼神温和，对学生非常有爱心，教学认真，说话慢条斯理，很有磁性。我清楚地记得，有次布置写秋天景色的文章，写之前，他对同学进行启发，教我们怎样观察大自然的景色，怎样把好词好久运用到文章中去。我根据家乡田野中的美丽景色用这些词连起来，得到朱老师的表扬，还在全班里读了我的文章。自此，我爱上了写作文，由喜欢这个老师，到喜欢他上的课，朱老师上语文课，我是听得最认真的。一个老师，对学生影响很大，或许会影响一辈子。
后来，我走上教育岗位，朱老师的爱生如子的品德时刻影响着自己，以此为榜样，让爱心倾注到每位学生的心坎上。在三尺讲台上四十年，可谓之桃李满天下，坚守的是一份责任和情感。
银发记者 汤淡
今年是中秋节和教师节巧遇同天，节日还没到，但我的恩师黄福仙前几天就打电话祝我节日快乐了。黄老师是我初中的数学老师，今年已经85岁。她现在还和她以前教的多名初中学生保持联系，我是其中的一员。
我是在让长中学读初中的，黄老师学校毕业就到让长中学工作，她对学生特别的和蔼可亲，把每个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教育，教学上很耐心细心，对成绩落后的孩子不厌其烦的辅导，用她的话说，不放弃任何一位学生。学生也很喜欢她。
最让我难忘的是她的一次家访。初中毕业时，我是班里的全优生，可当时读高中，是靠推荐的。没有得到推荐名额，我只能在家干农活，一干就是两年。两年后的一天，黄老师到我家家访，说我这么好的成绩不上高中很可惜，并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新政策规定以后读高中不再靠推荐了，而是通过考试择优录取，她叫我一定珍惜考试机会。我听到这个消息激动不已，马上去学校报名，参加了初中升高中的考试，并考上了高中。从此我又回到了学校，后来又考上大学，毕业后在教育战线上工作了近30年，现在已退休7年。
饮水思源，大学毕业后，我深感黄老师的家访，改变了我的命运，我想找到黄老师，当面好好谢谢她。我曾回母校找黄老师，可惜打听无果。
后来我就全心全意地投入教育工作，工作中，我向黄老师学习，关心爱护每位学生，认真做好学生的引路人。为了帮助学生，我业余去学心理学，考出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在学校开设心理辅导室（舒心吧），帮助了很多学生。说来也巧，退休前夕我们开同学会，会上有我们以前的老师来参加，我向老师们打听黄老师的去向，终于知道她随他丈夫去厦门大学工作了。我要来联系方式，马上与黄老师联系上了，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2015年7月我退休了，9月10日我带女儿和女婿到厦门，与我恩师一起过教师节。这么多年没见面了，可我远远就认出了黄老师。多年的思念，终于重逢，真是激动得热泪盈眶！
黄老师时我们学生的恩师，她的举动改变了我的一生，她的教育思想影响了我的一生,她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在第38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让我深情地对黄老师说声，“敬爱的黄老师，谢谢您！”
2015年教师节黄老师与我合影。
银发记者 金秋艳
小学毕业至今有半个多世纪了，但童老师上课的声音仍一直在我耳边回响，他的教诲至今依然历历在目令我记忆犹新。
有次，童老师在课堂上像往常一样上完课后，布置了作业，同学们都伏在课桌上认真做作业，我也急忙拿出自己的书包翻找，翻了几遍也没翻出作业本，心里掠过一阵酸楚：因为我的书包里根本就没有能用的作业本。童老师从我身边走过，停留了一会，却没说一句话，但我感受到了他的目光，只是我不敢抬头看他。当他离开了教室，我那颗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反正做不了作业，那就看看书吧。刚平静下来时，随着教室门“吱”地一声响动，又见童老师进来，心想要挨批了。童老师走到我的跟前，将几本本子放在我的课桌上，悄悄地摸着我的头说：“快写作业吧。”一种温暖的感觉涌上了我的心头，我急速地低下头，控制着即将夺眶而出的泪水。那年我才10岁。
我上小学时，家里有兄弟姐妹多，家庭经济情况不是很好，特别是学校需交学费的时候，我更感到低人一等。
童老师不断地鼓励我，在课堂上提问特意让我回答，并参加班里的各项活动，使我渐渐地远离了自卑，树立起了生活的勇气、学习的志气，暗暗地下决心要读好书。
那时的冬天特别冷，破旧的教室里，寒风从门窗缝里挤进来，侵蚀着教室里的同学们。童老师讲课时呼出的热气在空中凝成白色的雾气，手里的粉笔也不听话地要往地上掉好几次，每讲一节课，他都会带领同学们集体跺上两次脚，否则坚持不到下课。童老师那双冻得又红又僵的手时时会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斗转星移，1975年，我回到母校当了三年的代课老师。这时童老师已经是学校的副校长了。由于眼睛问题，视力越来越差，但他还兼着上课，有空还来听我的课，并指导我如何设计教案、安排板书等。记得有一次，有位学生上课时做小动作，我提醒了三次，这位学生还是不理，我心里很恼火，就用教鞭抽了这位学生一下。童老师知道后，非常严肃地批评我，对待学生要严爱有度，教师的宽容会使学生感受到一份关爱与抚慰,所收到的效果远远胜于惩罚。对犯了错误的学生给予宽容和信任，就是给学生以机会，给学生以期待。
童老师为初参加工作的我指点迷津。
前几年我回老家去看他时，他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但对我的声音还记得很清楚。曾经我出过几本书，专程给童老师送去。见到童老师，我仍然像50年前的小学生那样，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用双手摸着我的书，你会有今天的，说了许多鼓励的话。谈起往事，我深深感谢童老师在我那幼小的心田里，播下文学的种子。
银发记者 徐益丰
我的家乡路塘是兰溪南门外一个大村庄，学校在我家门口。1961年我读四年级，喜欢上了音乐课，更喜欢教音乐课的王老师。每天晚上我都要到学校去，给王老师作伴，帮助做点杂活，看王老师拉风琴，听他唱歌、讲解乐理知识，时间长了悟出了一些门道，当王老师离开风琴我就坐上去，用一只手指头弹《东方红》，王老师听我单指弹奏合拍连贯，吃惊地说：“你一个孩子能弹出这种节奏，有音乐天赋，好！我来教你双手弹。”后来，王老师利用晚上时间，不厌其烦耐心教我学弹风琴，每个星期确定一个主题，甚至一个月学弹一个音调，当熟练掌握c调弹奏方法后，其它大同小异，到六年级成效初见，能单独完整弹奏数十首红歌。我和王老师虽然相差二十多岁，相处得却像朋友一样：我送些自家种的蔬菜，自己包的清明馃、粽子以示感谢；他也礼尚往来，送我的鞋、袜、帽子，水果之类的礼物。
离开小学六年之后，我竟与王老师成了同事，当时九年制的学校(初中小学一体)他教初中、我教小学。虽然我当了音乐老师，但毕竟不是专业的，有些高音指法，辅音弹奏有些难度，我常常往王老师房间跑，向老师请教。我还主动邀请他到我班听课挑剔毛病。王老师在听了我的音乐课，与我的同事们说：“他上的音乐课蛮正规，不亚于专业音乐教师，我很喜欢。”启蒙老师的评价令我心头一暖，有种被人赏识的愉悦之感。想着戴着老花镜的老师聚精会神听我的音乐课的模样，不知不觉间感觉心与心之间又靠近了一步。
1984年初秋，我来到距家约十公里不到的水亭初中重读初二。这是本村的章书三老师通过与我父母对我的了解后共同作出的选择。而他就在那座学校里教书。
理所当然，我被分在章老师的班里。那时他任班主任兼语文老师。
他的一儿一女跟我年龄相仿，每到周末，章老师会鼓励我们结伴操近路步行来往家校。这样一来既省了车费也在不知不觉中锻炼了身体。真可谓一举两得。
课堂上，胆小的我不会主动举手发言，而章老师善于察颜观色，每每在课堂上当他提出问题，见我的表情中流露出“会”答而不敢举手时，他总要点名让我来答，而且总能得到他的表扬。久而久之，把我的胆量慢慢地训练得越来越大。此后，使我变成无论在哪门学科的课堂上，都能自信地举手回答老师的提问。
章老师发现我的作业本字迹清楚，字体尚可，所以经常让我在黑板上抄写布置学生的语文作业。初三时，好多的练习试卷，都是他教我在一张张画有方格子的蜡纸上用铁笔一个个字刻出来的。从中，我学到了怎么样写好板书以及如何能刻出清晰的试卷，无形之中使我对书法有了进一步的兴趣，让我受益匪浅。
我爱看课外书，对写作很感兴趣。每当作文写得不错时，都会被章老师在课堂上当范文念与同学一起分享。从那时起，“作家”梦一直萦绕着我。
那时候，每个学生的家庭条件都不怎么好。章老师会想方设法帮我申请到学校助学金，大大减轻了我家的经济负担。而他自己也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一家人日子过得并不宽裕。
匆匆的两年时间转瞬即逝。或许家人和老师对我的期望过大，反而使我觉得压力也更大。那年中考我失利了。从此再未进过校门，成了一件憾事。在这两年里，章老师待我如子，这份恩情我却无以为报。
初中毕业30年同学聚会上，章老师也来了。回顾那次中考，他中肯地剖析，说我的命运跟我父亲有些相似：都是会读书的人，却都吃了考试临场发挥不佳的亏。如今想想，是挺可惜的。庆幸的是，对于写作的那份热爱却是与日俱增，我想这与当年章老师时常把我的作文当范文在班里朗读有密切的关系。
银发记者 章文忠
“贾老师已经走了……”前些天回乡下时路遇初中同学，寒暄间了解到这个消息，我的眼睛瞬间模糊起来。贾老师几十年前的音容笑貌顿时浮上脑海，谆谆教诲犹在耳边。
贾老师个头瘦小，不怒自威却平易近人。“长期与年轻人在一起，我感染了你们青春的热力与快活。愿我也能给你们带来更多有益的东西。”课堂内外，贾老师常这么说。他记性极好且思路清晰严密，对当今世界动态天文地理均可信手拈来总能不拘话题。
有次我去找贾老师，正因亲人突遭车祸逝去的他，深凹发红的眼眶闪着盈盈泪光。我瞬间不知如何安慰才好。或许贾老师为不使年轻单纯的我受到感染，庄重地说：“死者会给生者带来悲痛，但他们肯定希望生者能继续好好生活，过得更有价值、更开心……生离死别不可避免，我们要学会正视，以理化悲。生命中毕竟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不能颓丧呀！……”那次我并未因此而心情沉重，也开始懂得：关心激励他人，也能使自己坚强起来。
贾老对我关照有加，但对违反校纪的行为却从没心慈手软徇私情。他那副高度数的“老花镜”颇有威慑、感召力。有次临近中考，我因学习压力大偷跑出校门去“烧田坎”，被他“逮”住后毫不留情地施予重罚：跑学校操场！当我上气不接下气几欲瘫倒在地时，贾老师端来温水让我洗脸，然后一番苦口婆心。“我读书时的志向是做个教师，后来做了教师就立志要称职，要在治学和教学上都有所成就……年轻时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很重要。我的人生态度是：积极不消极，但有时一件任务完成或工作告一段落后总想轻松一下；前进不退后，遇到挫折或困难停下来看看，或退一步让开再继续前行；乐观不悲观，人生挫折难以避免，要学会以理化情归于平静……”贾老师一字一句语重心长，鼻梁上的镜片映照出我的身影真的好渺小。在他的指导和激励下，我很快摆脱生活学习上的苦闷，中考时考出了不错的成绩。
贾老师不仅教授知识，更以独特的人格魅力影响着我们，活出最好的状态引领着我们。离开校园后我投笔从戎，退役返乡参加工作，逐渐减少了与贾老师的联系。但每当自己想偷懒松劲或消极悲观时，贾老师那瘦弱的身影总会浮现眼前，那“闪光”的眼镜片总会给我以鞭策激励……
贾老师，感恩有您陪伴这一程，感激师恩温暖这一生！
银发记者 王荣德
我的老师，准确的说是我的两位初中老师，一位姓李，一位姓王；一位是班主任，另一位还是班主任。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就读于淳安县邮电五七学校。那时的我在老师眼里算不上是个好学生，按上中下分， 我最多算是中等生，属于不好不坏的那种。
王老师是一位性格外向，不拘小节，大大咧咧的人，课堂外与学生打的火热，彼此之间不分大小，没有师生那种森严壁垒的等级，甚至有些女生当他的面直呼老师的绰号，尽管这样不礼貌，但老师仍然一笑而过，所以学生都特喜欢他。王老师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毕业于杭大俄语系，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可是学到的俄语没用武之地，后来就干脆改教中学语文。说真的，老师的讲课水平至今我都不敢恭唯，但是王老师有个特长，他的摄影技术很棒，那个年代照相机是件稀罕物，一般人一年到头能照张相都是一种奢侈，更别说有一台照相机了。王老师捣鼓这玩意儿，令一些女生羡慕不已，也正因为有这门技术，后来调到县旅游部门从事宣传，他的许多摄影作品在国内外摄影大赛上获过大奖，有些还被人民日报海外版，摄影杂志等报刊采用。
还有一位姓李的老师，性格与这位王老师恰好相反，是一个不苟言笑，说话不多，个子不高，打扮得精致、整洁的上海人。
李老师是外语老师，平时课程安排的不多。记得有时上外语课，上课铃响后他才慢腾腾地走进教室，并站在门口，学生也不管老师进不进来，教室里仍嘈杂不断，他不慌不忙，也不制止，等学生们都觉得不好意思，安静下来后他才给学生上课。后来我们升初中，他被学校安排担任了我们的班主任。
记得我们有一个学期在姥山读书，半学半农。那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没有电，一到晚上一片漆黑。照明用的是煤油灯，泛着微弱的光线，几米外就看不清。每到晚上熄灯就寝后，李老师总要到寝室里来，打着手电，一个铺位一个铺位地看过去，十分细心地为没有盖好被子的同学盖好被，有时一个晚上起来好几次，做着这些重复的事情，像个兄长一样。
李老师是个音乐爱好者，不仅二胡拉得出神入化，而且对民族乐器非常有研究，空余时间经常给我们讲解一些音乐知识，教我们识五线谱、拉二胡等。我对他印象特深的是每到夜深人静时，在学生就寝后，他总是一个人小心翼翼地关上门，在微弱的灯光下演奏二胡的情景。他把声音控制的极小，小的几乎别人听不到。他演奏的曲子很多，我所熟悉的如二泉印月，高山流水，万马奔驰守边疆等，每当他开始演奏二胡时，总是那样全神贯注，那样投入，那样用心与忘我。他的演奏犹如行云流水，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光阴似箭、日光如梭。回想当年风华正茂的老师，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忆往夕，峥嵘岁月稠，在这真心祝愿我的两位老师晚年生活幸福，心情愉快，身体健康。
银发记者 刘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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