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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阳繁华闹市的“红色摇篮”!《红星报》赞其“苏维埃红军最英勇的战士”

2024-02-07 13:12:18

来源: 金华传媒记者

作者: 汪蕾 文/摄(资料图由东阳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东街,东阳城区最核心的繁华地带。东街河弄6号,一处毫不起眼的普通民宅,如今租住着一家在附近做小本生意的外地人。木质门上的铁皮门牌在岁月的蹉跎里掉了漆,为了辨认人们用粉笔在墙上写下地址。

这座老宅历经过辉煌的夏天与沉默的冬天。近一个世纪前,就在这处小小的院落里,中共东阳独立支部成立。院落主人姓胡,字侠民,也就是后来化名胡阿林的红军烈士。他曾任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团政委、红一军团二师政委,率部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五次反“围剿”作战,1933年12月7日,在大雄关战斗中牺牲。



胡阿林的名字早在中共七大前夕就被载入《红军人物志》,但因其为化名,辗转至1993年,“胡阿林就是胡侠民”才得到最终认定,此时距离他牺牲已过去整整60年。聂荣臻元帅生前曾亲笔题词“胡阿林永垂不朽”;杨成武将军是胡阿林当年的部下,也在1991年题词“功昭日月,魂系中华,胡阿林烈士永垂不朽”。


本地入党的首位党员和
东阳独支的诞生地 

1927年的中国,风雨飘摇。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身处浙中腹地的东阳有不少进步青年投身革命洪流。他们当中有60多人在金佛庄等人的动员和帮助下,考入黄埔军校学习,其中多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火苗一旦被点燃,就如同星火燎原。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浙江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彼时,县城东殿下舒家巷(即今东街河弄)并不是城市中心,安静隐秘。独门独户的胡家位置偏僻,不为人注目。

6月的一天,就是在胡阿林家中举行了中共东阳独立支部(简称东阳独支)的成立大会。此前不久,中共浙江省委成立,东阳人赵济猛担任省委委员、宣传部主任。赵济猛和李和涛一起秘密回到东阳家乡,召集了吴兆莘、胡阿林、韦之骐、陈廷仪、夏立表5名共产党员举行会议,推选吴兆莘为负责人,隶属于中共浙江省委。

“中共东阳独立支部是第一个中共东阳地方组织,其建立让东阳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领导核心,使东阳人民在茫茫长夜中有了指路明灯。”东阳党史研究员金承善从事党史研究工作数十年,他说这里是东阳中共地方组织的“摇篮”

在东阳独支的五人核心中,吴兆莘此前在省政务委员会工作,韦之骐在黄埔军校工作,陈廷仪、夏立表任职于北伐军十四师,四人都是遵照组织领导指示,回到东阳开展革命斗争的,而胡阿林则是东阳本地发展的第一名共产党员,更有群众基础。

胡阿林的入党介绍人是赵济猛。1926年,在宁波从事革命活动、时任中共宁波地委书记的赵济猛多次回到家乡,利用进步青年团体齐社开展革命活动,引导进步青年投身反帝反封建的行列。经过培养和考验,胡阿林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紧紧相连。

同年11月上旬,还是在胡阿林家,吴兆莘召集党员骨干开会,将东阳独支扩建为中共东阳区委。


“蛟龙本非池中物”
走上革命道路是偶然更是必然


在东阳市委党史研究室(档案馆)一楼的展厅入口,有四座铜像屹立,这是英雄伟人的高度。邵飘萍长袍马褂,金佛庄身着戎装,赵济猛一身长衫,而胡阿林的形象则与老百姓很贴近,以朴实无华的工农同志形象出现。

这正是作为东阳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的胡阿林从事革命事业期间的样子:一身农民装束,操着一口本地方言,不分昼夜地奔波于山乡农村,出没于集市、戏场、庙会,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开展农民运动,成为贫苦农民的知心朋友,暗中发展党的组织……不管白天黑夜,他都特别能跑路,时常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实在疲倦了,连鞋子也不脱和衣躺下睡一会,醒来继续工作,大家因此称他为“神行太保”。

1928年至1929年间,中共东阳县委领导人几经更迭。在腥风血雨的环境中,胡阿林紧紧依靠群众的掩护,多次逢凶化吉,转危为安。宁波地下党组织惨遭破坏,赵济猛不幸被捕,宁死不屈的他在杭州陆军监狱中英勇就义。东阳的地下党组织同样未能幸免,吴兆莘在东阳中学被捕,胡阿林等人也被通缉。

胡阿林走上革命道路,是偶然更是必然。他从小就有救国救民的信仰,离不开祖辈的家教氛围。如今,在其出生地巍山镇胡村的胡家后辈老宅院里,还珍藏着一块“因公蒙难”纪念石碑,是当年东阳县衙为纪念因禁烟牺牲的胡家先辈而立。

1913年,因禁烟阻断当地烟民眼前利益,胡家蒙受“胡村禁烟惨案”,包括祖父在内的六人遭害,祖孙三代居住的17间房屋被烧,幸免于难的胡父带着家人到县城定居。现实让年幼的胡阿林警醒……

1915年,袁世凯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消息传来,14岁的胡阿林异常愤慨,在日记本上写下“蛟龙本非池中物,何日升腾入九天?”

1919年,18岁的胡阿林到上海美亚绸厂做工,受进步思潮影响,他投身工人运动,并逐渐成为斗争中的骨干。1922年,他因领导工人运动被开除,不得已离开上海,一度在杭州至诸暨的小火轮上做茶房栖身。

时隔11年,胡阿林又被通缉,从东阳撤离到上海。通缉令上用的是“胡侠民”之名,他到上海后就改了名。他以到宝成纱厂做小工为掩护,在工人集居处租了一间又小又黑的房子,深入工人群众宣传革命。

到上海后,胡阿林曾暂住在弟弟胡立民家。1991年,时年81岁的胡立民回忆:“一把雨伞,拿去挡挡,吃餐晚饭”,是撤至上海时的接头暗号;“他不到三个月就找到了上海地下党”,“是一名意志非常坚定的共产党员,虽曾为党经过逃亡流离之苦,仍然随时随地追随党”。

胡立民在回忆录中写道:胡阿林的穿着奇怪,有时是学生装,有时是工装,有时却是非常不整齐、邋里邋遢的便装,他伪装成各种各样的身份开展公开与隐蔽结合的各种斗争,兆丰公园(即现中山公园)是秘密集会的重要场所;常组织党员趁深夜和早晨到靠近外滩的各条马路口散发传单,把革命传单送到商店、工厂、机关、学校、居民家门口;每逢国内外重大事件、纪念日,都要组织发动党员和工人群众到南京路等繁华地段举行集会……

胡阿林先后任中共沪西支部书记、周家桥分区行动委员会书记、曹家渡区委书记等职。1931年,因受“左倾”路线排挤,他调回浙江任杭州县委书记,还曾被捕,“尝过半年铁窗生活”。


苏维埃红军最英勇的战士
共产党最好的干部

在东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的档案资料里,关于胡阿林的认证史料中,有厚厚一沓泛黄的牛皮纸信封,见证了一段30年前寻访胡阿林烈士的往事。

1931年7月,胡阿林受党中央指派,远赴苏联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军政。次年夏天,正值淞沪战役最激烈之时,他从苏联回到上海,到共产党创办的上海江湾劳动大学工作。

妻子孙东莲闻讯从东阳寻去上海团聚,胡阿林告诉妻子和在场的弟弟:“再苦也要挺下去,要等我回来。到那时,革命胜利了,我们的祖国、家乡遍地红了,我们的日子会好起来的。”临别前,胡阿林与妻子到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

同年秋,江湾劳动大学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陈独秀被捕,胡阿林奉命转移到江西苏区工作。匆忙临别间,他送给两个弟弟每人一支派克钢笔作留念,岂料竟成同胞手足永别的物证。这也是家人与胡阿林最后的联系。

此后半个多世纪,胡阿林的父亲、兄弟、女儿一直以“胡侠民”为线索苦苦寻找,没有任何音讯。直到1990年,《中国近现代名人大辞典》中的一个发现,让事情迎来转机。

追认胡阿林烈士,金承善是亲历者,亦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1990年,我们在征集人物史料时,从1989年由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现代名人大辞典》中发现了有关胡阿林的记载,里面明确写到他是浙江东阳人。把胡阿林的生平和我们所掌握的胡侠民有关材料比较分析,认为两人很可能就是同一人。”金承善回忆,胡阿林与胡家人印象里胡侠民的化名胡阿根,只一字之差。但只凭书上的介绍,没有当事人和原始档案材料证实,又不能完全肯定。

为此,他们先后写信给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军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出版社等有关部门及聂荣臻、杨成武等胡阿林情况的可能知情人,请求他们提供第一手材料。不久,解放军总政治部寄来了《二战时期军队烈士英名录》和《红军人物志》中有关胡阿林的记载和生平简介。聂荣臻、杨成武也寄来了回忆材料,证实胡阿林确有其人、其事。然而,新的问题随之而来,烈士英名录中的胡阿林是上海人,聂、杨回忆录中也说胡阿林是上海转过来的。

金承善史海逐浪,在没有网络的时候,一封封信件来来往往。终于,在两张《红星报》的报道中,找到了胡阿林确为浙江东阳人的记载。

第一份报道记录了大雄关血战的情况,时间就在胡阿林牺牲后两天(1933年12月9日)。第二份报道是1934年1月28日第二十六期《红星报》,头版以《二苏大会悼我们的死者》为题刊登了胡阿林等15位牺牲干部的名单,内版还有一篇《悼胡阿林同志》的文章。

二苏大会,即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1934年1月22日在江西瑞金召开。据《红星报》记载,大会开幕时,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领导同志及全体代表为胡阿林、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等15位牺牲者静默3分钟,以示哀悼。足见胡阿林在当时已有相当的名望。

追悼文章对胡阿林的生平作了详尽介绍,其经历与胡侠民的重大情节完全一致。文章评价:“胡阿林同志不仅是苏维埃红军的最英勇的战士,也是共产党最好的干部。

至此,为革命献身半个多世纪的红军英烈,曲尽关山和风雨的阻隔,终于魂归故里。


由党培养起来做政委
在部队中威信很高

1931年秋离开上海后,直至1933年12月7日牺牲,胡阿林这两年多扑朔迷离的人生轨迹在聂荣臻、杨成武等人寄回的信件以及党史、军史资料中渐渐清晰……

胡阿林经香港,到厦门,又从闽西辗转到瑞金。在红军部队从事政治工作,开始了光荣而艰苦卓绝的军旅生涯。

1932年底,胡阿林升任红十师政治委员,率部参加黄陂草台岗战役。战斗中,胡阿林和师长郑光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身先士卒,向敌方发起猛攻,为全歼号称“没有打过败仗”的国民党第十一师立下汗马功劳,赢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战役的彻底胜利。

1933年6月,红一军团进行了藤田整编,把红军的四个师和红二十五军合编成红一、红二两个师,胡阿林任红二师政治委员。8月30日,率部发起了乌江圩战役,取得了歼敌一个师的胜利。

同年9月,胡阿林和所在的红二师投入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先后参加了云盖山、大雄关等战斗。胡阿林身先士卒,并在红军中开展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时隔近60年,聂荣臻回忆胡阿林时还清楚地记得:“他原是上海的一位工人,南方口音重,为加强红军中的骨干,由党培养起来做政委,在部队中威信很高。”

据记载,大雄关血战异常惨烈。11月17日,敌人以五个师的兵力作二侧迂回,三个师在飞机大炮的轰击下,向大雄关的红军阵地发动进攻。红二师是坚守大雄关的主力部队,胡阿林冒着敌人飞机的狂轰滥炸和地面火力的交叉射击,带领部队顽强聚集,一次次打垮猛烈进攻,但部队伤亡很大。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激战到了第三天晚上9点,为保存实力,红军从大雄关的西南方向转移……胡阿林却在战斗中不幸中弹,身负重伤,于12月7日晚在医院去世。

百年之后,东阳独支诞生地东街河弄6号淹没在城市高楼之中。东街车水马龙,越过人流走进小弄堂,周围很快静下来。悠长的巷子与人声鼎沸的城市,多少有些格格不入,一如尽头这座不言不语的老宅。

但是,岁月不应抹去历史的痕迹、烈士的付出,作为东阳的“红船起航地”,也是东阳最重要的“红色根脉”所在地,红色资源胡阿林故居的保护利用一直牵动人心。是否能够设法在此建立一座红色纪念馆,让更多后人记住这峥嵘历史,是文化责任、历史责任,也是我们对革命先辈的最高致敬、对“不忘初心”的最好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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