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书、当幕僚、融汇中西医学、想名垂青史……300多年前这个兰溪平民很燃很热血

“好事者”圆300多年之梦

金晓刚关注到祝石，完全出于偶然。“在读博期间，我在浙江图书馆查阅文献，发现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影印的一套文献中，有一个兰溪人的名字。”同为兰溪人，金晓刚对老乡祝石多了份关注。金晓刚是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古典文献学和中国学术思想史。在《重修金华丛书》中，他没见到祝石的著作，没想到在遥远的太平洋彼岸藏有，这让他很感兴趣。

加州大学收藏的是祝石的文集《知好好学录》，经金晓刚调查了解，该书现存两种稿本，另一部藏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祝石著作还不止这一部，另一部名《希燕说》，也有两种稿本，分别藏于上海图书馆和清华大学图书馆。这些书都是稿抄本，一直以来基本处于未公开的状态，所以很少受到学者的关注。

当年，祝石在两本书成稿后，已是耄耋老人，没有较好的经济条件去刊刻。但他又非常希望这两本书能流传下去，为此做了不少努力。他专门找抄书匠将两本书进行抄写，且抄了好多部，寄送给老师黎元宽（曾任浙江提学副使）、好友吴兴祚（时任福建巡抚）、郝浴（时任广西巡抚）、汪森、曹溶、陈恭尹等名儒、名宦、名士，邀请他们为书稿作序。其中，有些人应允撰序，有些人没有回应。祝石这一做法，是希望通过名家表彰、入藏名家书房等方式来达到保存著作的目的。遗憾的是，此书流传范围非常有限。在清代康熙、嘉庆、光绪三种版本的《兰溪县志》中，均未提及《知好好学录》。

上海图书馆高级研究员陈先行是极少数关注到祝石著作的学者。他曾说：“今若有好事者将此两书稿付梓流布，则子坚亦将入梦拜谢矣。”子坚，是祝石的字。

“那我就做个‘好事者’吧。”抱着不让同乡先贤的遗著“湮没不传”的想法，金晓刚开始整理书稿，这才有了《祝石集》。也正是在整理的过程中，这位兰溪士人的形象逐渐清晰丰满起来。

在逆境中积极生活

纵观祝石的一生，其实颇为普通。年轻时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只中了秀才，仅止步于此，一生未做过官。他曾在乡试落第后北上京师，但不到一年又回到南方。这之后，他流转于各地当幕僚，为民生社稷建言献策。

到了老年，祝石开始写书。《希燕说》是他阐述治国理政思想的一本书，包括“相”“取人”“用人”“令”“守”“财”“兵”等篇章。祝石一生未入仕，但他对朝廷的管理和国家的治理颇有想法。用现在的话说，祝石真是拿着打工人的钱，操着管理者的心。

祝石从古往今来的历史发展中，总结出了选拔人才的标准。他觉得“德”固然重要，但也不能死读书。他主张经世致用，非常崇拜陈亮、宗泽、张居正等人，认为他们是建功立业的大豪杰。他还给自己的小儿子取名为祝师正，就是希望儿子能以张居正为榜样，向张居正学习雄才伟略。

《知好好学录》则收录了他和朋友之间的书信往来、他对前人的评价、他给别人写的序文以及他对医学的认识，内容相对比较杂，勾勒出他在那个年代的朋友圈。

祝石生活的年代是明亡清兴改朝换代的动乱时期，各地都非常重视人才的选用。祝石有着一定的文化涵养和满腔的政治抱负，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游走在各地当幕僚。他还曾在朱大典率兵回乡固守金华时，效力于朱大典麾下，与其一起抗击清兵。

清初东阳人王崇炳的《朱大典传》记载了城破前，朱大典和祝石的一段对话：“城未破时，门人祝石见曰：‘敌兵势大，孤城无援，奈何？’公捋其须曰：‘今老矣，吾受国厚恩，效死弗去，他何计焉？’”

祝石画像

金华、兰溪被清军攻破后，祝石和侄子祝维裕携家人避居在金华山玲珑岩一带，也因此成为如今灵洞乡八石溪章里祝氏的始迁祖。当时虽家境清贫，但祝石一直努力读书，曾多次远赴福建担任幕僚，为社会早日恢复稳定秩序出谋划策。

晚明至清初，远游山川、足迹天下之风在当时文人圈里很盛行，最著名的如徐霞客、王士性等人。祝石也不例外，即使到了晚年也是全国各地跑，风餐露宿，可以说是乐于穷游，并广交好友，由此实现自我价值。祝石活到了90岁左右，在金晓刚看来，除了擅长医术外，也与他在逆境中不沉沦、总会积极融入新生活不无关系。

较早探索中西文化互鉴

作为底层文人的祝石，凭什么能成为大儒们的座上宾？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精通医术。

祝石年幼时身体孱弱，经常头痛流鼻血，他自述三伏天也要穿着厚厚的衣服、裹上厚厚的棉被。为了给自己治病，祝石不仅自学中医，还趁着当时西医东渐的风潮，吸收了西洋医学中蒸露法、解剖学等先进治疗法，因此医术愈加精湛。他也以此行走江湖，治愈了钱谦益、陈维崧、汪森等文坛名家的一些疾病，被他们誉为当代“扁鹊”。

当时文坛盟主钱谦益有一首写给祝石的诗，名为《走笔赠祝子坚兼订中秋炼药之约》。诗中详细描写了祝石高超的医术，治愈了他的疾病，因此邀请祝石到江苏常熟家中一同炼药。明末清初“岭南三大家”之一的陈维崧赞誉祝石“兰溪老翁今华佗”“百药锻炼无偏颇”，还将他称为浙江的“奇士”。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陈拓老师认为，祝石是一位被遗忘的中西医汇通先驱。他在论文《中西医汇通先驱明遗民祝石考论》中提到，祝石比有着“中国第一接受西说之医家”之称的王宏翰长了两辈，他曾参与校刊多部汉文西学文献，他的医方还被收入《医林口谱六治秘书》中。

陈拓分析，当时囿于传统观念的中国人普遍对西洋解剖学难以接受，同时17世纪的西洋医学就临床效果而言，与中医相比并无优势，所以当时的医生未必愿意关注和接受西医知识，更不用说主动去做中西医的汇通。在这种情况下，祝石接受西洋医学、留有相关医学论著并结合中西医去广泛行医治病，这就显得颇为独特和珍稀。

“令人遗憾的是，或许是因为他的著述未能刊刻出版，或许是他的思想太过前卫，难以得到时代的认同，也或许是两者兼而有之，这样的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及其言论，长期默默无闻，被世人所遗忘。”陈拓认为，如今去关注祝石，可以促使我们进一步挖掘和思考明清时期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些具有突破性的思想因子。

除了在医学上中西贯通，祝石的国际视野还相当广泛。据金晓刚研究，祝石对物理原理也有所涉猎，对机枪火炮的研发很感兴趣。“即使到了现在，一般人都会觉得中西文化交流和自己有什么关系？而祝石的闪光点就在于，他以一介布衣的身份，在积极吸取西方文化的同时，又传承东方优秀文化，推动中西文明互鉴，这在当时是很难能可贵的。”金晓刚认为，在我国早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中，祝石这位金华人的身影，无不体现着开放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