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泰斗严文明先生逝世，曾三次到访浦江

2001年，省考古队在浦江，对上山遗址进行挖掘，在众多石器、陶器中发现一块夹炭陶片的陶胎中有稻壳一样的东西，特别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于是，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陶土、稻壳作了实验性测试，确定属于栽培稻范畴。2003年11月，《中国文物报》刊发了《浙江浦江县发现距今万年左右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一文，震惊了考古界。

“报道只是引起学术界关注。而严先生的到访，让上山进入大众视野。”蒋乐平回忆，2004年12月16日，在杭州举行的第二次全国性“跨湖桥遗址考古学术研讨会”上，他碰见了严文明。此时，省文物考古所对上山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于是，蒋乐平邀请他前往浦江进行指导。18日，以严文明为首的国内考古专家来到浦江考察，经过仔细研究，严文明肯定了上山遗址年代的久远性，并且认为上山遗址的文化内涵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为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源头。一个月后，即2005年1月20日，浙江省文物局和浦江县博物馆联合召开“浦江上山遗址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四大成果，进一步确立上山遗址在早期新石器时代研究、尤其是世界稻作文明史中的地位。一时间，上山遗址驰名世界。

2004年，蒋乐平（左）与严文明（右）在浦江进行实地考察

2005年，严文明（左）与蒋乐平（右）一起观察出土陶盆

为“上山文化”命名的那一刻，严文明不仅是见证者，也是发言人。2006年11月5日至8日，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严文明等国内从事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专家再次会聚浦江，听取了上山遗址考古领队蒋乐平对遗址发掘成果的报告，考察了遗址现场，研究了出土标本，对上山遗址的年代、内涵、文化性质等进行专题讨论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上山遗址可以独立命名为“上山文化”。

2006年，蒋乐平（左）与严文明（右）在浦江

一向严谨的严文明在新闻发布会上，对“上山文化”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解读。他特别强调，上山遗址中还有更晚一些的地层，甚至有春秋战国时的遗存，这说明上山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虽然不是很完整，却有好几个阶段的年代谱系。这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收获。

严文明曾说，浙江的遗址名很有内涵：从美丽的小洲（良渚）出发，过一个渡口（河姆渡），跨一座桥（跨湖桥），最后上了山（上山）。这是一条通向远古的诗意之路。

在这条诗意的路上，他从未停止自己的脚步。

2016年11月，严文明最后一次来到浦江，参加“上山文化”命名10周年暨稻作农业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严文明对上山文化的保护工作给予了肯定，尤其是浦江建成的上山遗址公园，将考古内容和周围环境做了很好的结合，可以作为遗址公园的成功范例。

4年后，上山遗址发现2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浦江举行。严文明因身体原因，未能亲自到场，但他以线上形式，分享了万年上山的重大意义，“稻作农业世界第一，彩陶世界第一”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的。“上山遗址最突出的两点，第一点稻作农业，它是最早的；第二点彩陶，它是最早的。我说的最早不是中国，而是世界最早。”

蒋乐平说，这一年，严文明为万年上山题词“远古中华第一村”。“严先生平易近人，他当时写了两幅字，装在信封里寄给了我，让我自己挑。”

2021年11月21日，为期两个月的“稻·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展。年时已高的严文明未能亲自到场，于是他发来贺信。

问及严文明为何对上山文化如此关注，蒋乐平回答道：“记得在一次与严先生的交谈中，他讲到历史上多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都止于长江中下游的稻作文化区这一事实。水稻与河流、土地的天然联系，造就了稻作农业社会有别于旱作农业社会的对土地的更为牢固的依存关系。我的理解是，防御性态势下的土地争夺使得黄河流域成为华夏文明国家政治板块的发祥之地，而长江中下游地区源远流长的稻作文化根基则是中华文明最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定海神针。这应该是严文明先生一生将稻作农业起源研究作为重要治学方向的根本原因，也是严先生对浙江发现万年上山遗址始终保持高度关注的根本原因。”

（照片由采访对象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