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不是城南（上）

英国女作家罗安逸，于1907年5月和1912年1月先后两次来中国旅行, 并撰写出版了《我眼中的中国》(1910)和《中国:机遇和变革》(1920)两部游记。游记中真实记录了中国许多城市和乡村在辛亥革命前后在西方和民国新思潮的冲击下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一个灼热的下午，我们沿着一条陡峭的小路，一步一滑地来到山脚下的一个村庄。这村里没有商店，甚至没有寺庙。据说曾经仅有的一座庙，现在也已住进了人。山间冲下一道急流，两边盖着一间间房子，房子周围的植物长得就像热带植物一般茂盛，有阔叶的玉米、棕榈树、香蕉、桃树和柚子树等。果园的后面便是农田，田里谷穗随风摇摆。再往后，则是茂密的竹林和青翠的山峦。

乡民们兴致勃勃地围观这位新来的外国女人。平静的乡村里民风淳朴，鲜受士兵和土匪的滋扰。

但是兰溪城里的情况跟乡下还是有区别的，由于兰溪城位于钱塘江上，交通方便，贸易发达，所以受外界的影响相对也就大一些。但在罗安逸刚到兰溪的时候，城里基本上还没有受到外界新思潮的冲击。她在第二本书中对于兰溪城的最初印象有相当详细的描述：

我第一次进兰溪城是在十一月初。那时大河两岸的乌桕树已披上了鲜红的秋装。一两天之后，农民就要采摘它雪白的果实，再将它们卖给做蜡烛的工匠。在当地，谁的地里要是长了一株这种树，那么他每年可以靠它赚不少零用钱。大樟树就更值钱了。它们临江而立，像是树林中的巨人，其叶子光洁漂亮，四季常青。

城前的兰江江面有三分之一英里宽，河上的货船从早到晚川流不息。墙上刷了石灰浆的房屋在泛白的城墙后探出头来，城墙下就是泥泞的河岸，岸边停靠着一排排乌篷船，很多家庭常年就住在船上。这些船来来往往，你方唱罢我登场，所以没有见不着船的时候。

水流湍急的地方往往有渔船在捕鱼，船上的鸬鹚既听话又机敏，只要主人做一个手势，它们便会听命效劳。据说这些鸬鹚都训练有素，尽管有上百只鸬鹚在同一个地方捕鱼，却没有一只会认错自己的船。

城外，闪闪发光的江水流到山脚的拐弯处，便消失在视线之外。群山都披上了秋日华美的长袍，那颜色让人想到紫罗兰和紫水晶的吊灯，还有约克郡高沼地的群山。

……

正对着兰江的西城门就像是一条隧道的入口，高耸于江岸上两长段石阶的顶端。石阶上因粘着河泥而显得黝黑，城门门洞的墙壁上因经年累月积满了尘土也是黑黑的……即便天气晴朗，城里的大街上也总是泥泞不堪的。

这儿的主要街道很狭窄，宽仅六英尺，街中心铺的石板有时候一踩上去就会晃动。透过众多的缝隙，人们可以瞥见石板下面的臭水——这就是城里的下水道！

街边的巷子里通常都是住家，在高墙的遮掩下，几乎看不见房子，偶而能看到一些不太显眼的门廊。这些巷子最多也就三英尺宽，蜿蜒曲折，走在里面就仿佛是在镜园里的爱丽丝，本以为走到了尽头，却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入口。

若说巷子里相对冷清，那主街就过于拥挤了，通常只能成单列走，碰上有人扛着大物件，路就会堵塞。扛东西的不得不边走边喊：“小心！小心！我这儿扛着油呢！”才能让前面的人让出路来，因为没人想让好好的袍子蹭一身油。就算扛的不是什么脏东西，口里也得吆喝油或鱼，这样前面的人群才会应声散开。

幸好街上还没有带轮子的车，偶尔有匹长着粗鬃毛的小矮马嗒嗒地从街上经过，会使行人赶紧避到两边。

街道两边的商铺都各尽其能地侵占着公共地盘。有些铺子直接把货物都放到了街上，而有些店，主要是二手服装店，则把各种颜色鲜艳的衣服挂在街道的上方，使来往的行人一抬头就能看见，就像英国小酒馆挂出来的招牌。人行道上有时会摆着货摊，有时摆着赌博用的轮盘桌，来玩的大多是孩子，拿橘子当筹码。有一个最大的药材摊只在天晴时才摆出来，以免下雨淋湿这些名贵的药材——熊掌、虎颌、人牙、晒干了的蜈蚣、风干的蜥蜴，还有坚硬的海马。

大多数像样的商店里都有神龛，供奉着财神。商铺老板嘱咐伙计们每天都得拜财神，并且在每月的初六和十五这两天都得用猪肉来款待所有每天都虔诚拜过财神的伙计。

黄昏降临时，家家户户都冒着青烟，这是人们开始“烧夜饭”了。天色渐渐暗下去，人们陆续从家里或店铺里走出来，站在门口烧香。若是店铺，这项工作就交给最小的学徒。他得先拜三次天，再拜三次地，然后把香插在门口，这才能离开。

在兰溪生活的将近一年当中，罗安逸仔细观察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并详细记录了众多富有地方特色的当地民风民俗。

根据她的调查，兰溪城里的主要产业是腌制火腿和制作冥钱，虽然看上去这两种手艺似乎都不能挣大钱，当地人却都能安居乐业，衣食无忧。因为当地的生活费用很低。

然而她笔墨花得更多的是类似于算命、风水和红白喜事等当地习俗。例如她注意到，一户人家生了男孩，就会在大门上挂一大块生姜，以示家里添了新丁；在婚礼宴席间，人们只能吃生花生，因为按中文的谐音，炒花生会导致新婚夫妇生死婴……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但这些并不是本文所想讨论的重点。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一年当中，罗安逸观察到辛亥革命所带来的新思潮开始传到了兰溪。这首先反映在货物流通和商业贸易上，来自上海的洋货先占领了省会杭州的市场，然后又通过水路传到了内地的其他县城和乡村。

在她的游记中，罗安逸这样写道：

从兰溪沿钱塘江而下航行三天，就能到达省会杭州。浙江的铁路将来某一天还会贯通全省。到那时，乘火车很快就能到上海，后者可是孕育洋货的温床，“几乎跟外国人的一模一样”。无怪乎兰溪也渐渐地受到了西方的影响。

兰溪城的大街上，有六个店铺都在卖便宜的洋货：柏林毛线、粉色或蓝色的搪瓷脸盆、眼镜、小女孩用的发梳等。梳子目前供不应求，因为最近刚剪掉了辫子，都需要用梳子来梳理他们又黑又长的头发。

煤油灯也很受欢迎，美孚石油公司的生意很红火。西药特许商店的顾客最多，不过也未到供不应求的地步。我们自己也去这些货架整洁、货品充足的药店里去买过药。

年轻的店主热情地招呼我们，并不失时机地向我们询问他所销售这些药品的相关知识。他一瓶接一瓶地将药品摆在柜台上，请我们翻译标签，请教药的功效和用量等。

在一些新式的商店里在出售男女老少戴的洋帽、阳伞和内衣，后者是在当外衣卖。在这个充满变革的年代，对西方时尚的奇怪模仿不时出现。

禁烟是慈禧太后清末“新政”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为此清廷还专门设立了禁烟大臣管辖此事。民国成立之后，对于禁烟的打击力度有增无减。不仅通过禁烟局发布告示，而且还采取了实际行动，收缴鸦片和烟枪、鸦片灯等烟具。罗安逸在兰溪城里成为了这场轰轰烈烈禁烟运动的目击见证人，既留下了确凿的文字记载，还有照片为证：

毫无疑问，至少在兰溪这儿，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要铲除鸦片交易。烟管、烟灯、烧壶等吸鸦片的用具，一经发现即刻没收。仅在几个小时内，兰江边上所有的鸦片馆就都被抄查一清。民国二年一月，政府公开销毁大烟，将收缴来的烟具和一包包的鸦片都付之一炬。

这是一个重要的年代，中了诅咒的中国已沉睡多年，但它现在正在觉醒，并开始慢慢恢复。

然而，兰溪城里最重要的变化乃是年轻人在观念上所发生的改变。

罗安逸来到兰溪之后，城里有一位家境殷实的王公子突发奇想，要赶民国的时髦，跟这位英国女作家学习英语。于是乎，罗安逸便在兰溪收了王、鲁、张三个正式的学生。这也使她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当地的中国人，了解他们的家庭和生活方式。

虽然从她的文字描述来判断，这前两位学生似乎只是游手好闲、附庸风雅的公子哥儿，但是从学生们送给她的照片来看，他们看上去都长得挺精神，像是时尚青年。

在“花灯与学校”这一章节中，罗安逸专门介绍了中国的女子教育，并且引用了袁世凯的一句名言：“中国当今的第一要务就是女子教育。”她提到了那些在美国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里接受过良好教育，以及从欧美和日本留学归来的新女性们：

她们中有的剪短发，穿男装，在女子国民军里为国而战；有的当红十字会护士，只有一个女伴陪着，在全是士兵的房子里进进出出；有的在南京议会大厅里为妇女参政呼喊；还有的作女侦探，为政府效力。在婚嫁方面，她们也尽力采取所谓的“美国”方式，有的主动求爱，也有的像武昌一位女学生那样在一家当地报纸上登征婚广告。

综上所述，英国女作家罗安逸在两部游记中记录的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社会思潮和变革在地方史研究、民俗学、妇女研究和民国史等众多领域均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并更深入地去进行挖掘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