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坊巷 | 父亲的自行车

我读小学的时候，每周六放学回家总满怀期待，若看见院里停放着自行车就知道爸爸回来了，若院里空空如也，就不免有些失落。有时候兄弟俩正在院内蹦跳玩耍，灶屋后忽然传来清脆爽朗的铃声，我们就会欢呼雀跃：“爸爸回来了！”

父亲大概是村里最早拥有自行车的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自行车算奢侈品，因货物短缺购车需凭票，谁家有辆自行车也是富裕阔气的标志。结婚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娶亲当天能推一辆崭新的自行车，男女双方家人都觉得倍有面子。

父亲在30公里外伏牛山兵工厂工作，每周末来回奔波，没公共交通工具全靠双脚走。一次大雨，在我们母子三人正怅然若失时，父亲突然落汤鸡似的出现在门口，他竟冒雨徒步五六个小时，穿过崎岖的山道，走过数十公里泥泞的田间小路站到我们面前。父亲军人出身，步行比一般人要快。

自行车对父亲来说不是炫耀，而是必不可少。月工资二三十元，一辆28式上海永久自行车要上百元，相当于全家小半年生活费。价格不菲得之不易，父亲对自行车备加爱惜，特意用一指宽的绿塑料皮把车的横梁、后座、前后支架等凡能包裹的地方统统缠起，防尘去污，防止磕碰掉漆。

周末在家父亲一般会做两件事：把他的上海牌手表用棉花球蘸牙膏耐心打磨得锃亮如新；用一团散发着汽油味的棉绳球从前至后、从上至下、从车把到坐垫仔细擦拭。我和弟弟用洗脸盆端水、拧干抹布忙前忙后，或在父亲擦过的地方又拭一遍。父亲的自行车虽然骑行多年但仍崭新。不像务农的姨父对待自行车粗心大意，磕碰破损，不久就旧得惨不忍睹了。

父亲从不让我碰他的自行车，更不可能让我用来学车。一次，姨父来我家，我悄悄推了他的自行车到村东打麦场。没有车把高的小孩骑28车得先掏腿蹬，这对小巧灵活的我来说不在话下。打麦场地势开阔，我壮着胆跨上横梁，陡然觉得脑袋要顶着天，脚尖又够不着车蹬，一时惶惶然手足所措，径直扎进麦秸垛。有了这次摔跟头的教训，再跨上去，我居然可以歪歪扭扭地骑行了，那份暗喜和成就感对孩子来说真是莫大褒奖。

父亲的自行车为家里立了大功，除每周载着父亲回来，逢年过节还载着全家去外婆家。小时候，我坐前面横梁，母亲抱着弟弟坐后座。弟弟身体一年比一年长高增重，母亲个子矮，抱了他很难再坐上去。父亲只好先带我和弟弟走一段，回头再接母亲。有一年春节大雪，弟弟在前梁上冻得哭哭啼啼。我亦寒冷彻骨，却强撑着要给弟弟做榜样，其实外婆的笑脸和中午那顿热腾腾的饭菜才是我咬牙乐观坚持的动力。一家人走走停停，10公里的路断断续续花了两个多小时。

1986年初夏，全家从乡下迁居兵工厂，父亲不用再骑自行车风雨奔波。1992年，兵工厂从伏牛山搬迁至信阳，那一年我参加工作。不久，父亲退休了。无班可上的父亲一度很难适应退休生活，总想找事做。后来他骑着自行车当起了街头小贩，转眼十余年过去，父亲体力渐渐不支方才作罢。岁月无情，再后来，父亲就彻底骑不动自行车了。

如今父亲已80岁高龄。我每年回去都能在小房间看到那辆落满尘埃的自行车。我说放着没用不如处理掉，父亲口中应着，再回去它依然在那里。父亲的自行车载着我满满的童年回忆，对年迈的父亲来说，也是一种岁月的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