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父老乡亲”30年今访② | 四上高石溪 山里山外

严格来说，不是“上”，而是“下”。

绵延三四公里的羊肠山道是高石溪通往外面世界的唯一出路。如果把周围连绵起伏的群山比喻成一口大井，高石溪就位于井的最底部。

1995年1月15—16日，记者一上高石溪，磐安县胡宅乡广播站原职工胡土良带领记者从原胡宅乡坐拖拉机沿砂石路来到前山。一路上满天尘土，记者坐在敞开的车斗里，吃了一嘴的泥沙。前山过去是乡政府所在地，离高石溪最近。要前往高石溪，只能在这里弯下公路，徒步山道。

高石溪村口。浦宁/摄（1995年）

沿着落差200米的陡峭山岭，记者顺“井”而下，向下向下，走了一个多小时下到“井”底，高石溪就位于“井”底开阔、山环水绕的河谷。

陡峭山道。浦宁/摄（1995年）

记者挨家挨户采访，并作微型调查：2/3的村民没有吃过水果，62%的老人不知道苹果、橘子、西瓜为何物；30%的村民最远只到过前山、胡宅等附近乡镇。一名妇女结婚30多年，竟不知磐安县城在什么地方；全村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不到10%，小学文化程度占17%，其他大字不识，看不懂一份报纸、一部电视剧……

当时高石溪未能用上电。当晚，记者宿在村民家中，和女主人抵足而眠，秉烛夜谈。窗外松涛阵阵，风声似翻滚的海浪……

这里的土地是贫瘠的，村民不畏艰难困苦，用3年时间围溪造了5亩多的良田。可惜，1989年9月的一场洪水，良田被泥石冲毁，村民心疼不已。

“一起被冲走的还有村民筹资7万余元、肩挑手扛做成的石拱桥，桥去了，田也走了，村民出行只能从和东阳邻近的村庄绕很远的路。”要想富，先修路。1989年12月2日，时任村主任潘行源带领村民排除种种困难，终于打响了修机耕路的第一炮。

1995年1月23日，《金华晚报》刊发“啊，父老乡亲”特别报道《高石溪在期盼》，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记者在文中写道：“这不，生活正一天天好转：去年，村里通上了电，一些村民还造起了砖块混凝土新房以及用上了黑白电视机……

冬天过去了，春天还会远吗？

祝福善良勤劳的村民！”

1997年1月13日，记者二上高石溪，出行方式依然只能从前山徒步，沿着陡峭的山岭，向下向下走一个多小时。

徒步进村。浦宁/摄（1997年）

村里已通上了电，但生活仍较为贫困。

高石溪在当地很有名，一是因为偏僻、贫穷，二就是这个9户人家的村庄，铁了心要做路。浙江省“一村一策”等对口扶贫措施，就触发于这个小山村。

高石溪9户46人，劳力明显不足，工程量却相当大：山上陡度就近200米，岩方占工程总量的70%以上。可村民们没有吓倒，一有空闲，就拿着锄头，挑着簸箕，推着手推车出现在群山起伏中。到1992年，路已做了1/3。1993年，由于种种原因，路被耽搁了，一停就是两三年。尚未完工的是整个工程的“卡脖子”路段，大石块、大陡坡，无论用炸药还是人工降坡，都需相当的资金和成本，可钱呢？

1997年1月，村民自力更生修路。劳剑晨/摄

“路被包干到户，每户按150—200米不等的距离划分。村民们没有人力，就四处请亲戚、朋友帮忙。没有风钻，就人工打炮，全村男的一共十来人，女的全学会打炮，真是全村出动，人人上阵。”当年21岁的潘杭军5年前父亲去世，家里只剩下他和年迈的母亲。眼看工程一天天逼紧，潘杭军从外地请来了姐夫帮忙。虽说“亲帮亲、邻帮邻”，但动辄一干就是几十天，该付的基本工资还是要付的。据了解，为建成这条路，全村几乎每个家庭都欠下了一万元左右的债。

在政府支持下，“卡脖子”路段终于迎刃而解。记者当年采访时，亲眼见证当代“愚公”——一条长4.5公里、陡直坡度近200米的机耕路已蜿蜒贯穿于群山乱石之间。途中，还遇到正在扫尾做路的村民，村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997年1月17日，《金华日报》刊发长篇通讯《春天已不远》。

记者在文中写道：“磐安多山……而正因为多山，才涌现了一个个‘高石溪’，一个个脱贫致富的新愚公。我们至少可以这样努力，如果每一个‘高石溪’都有了路，小康春天的脚步不也就又近了一步吗？”

2011年12月22—23日，记者三上高石溪时，路已经全线贯通，比要求还早了20天。

高石溪山高石险，蕴藏着丰富的小水电资源。1996年8月，开化县水电局职工徐益龙看到浙江电视台的扶贫广告后，停薪留职来到高石溪投资兴建水电站。建设工程队驻进村里时，没有完工的机耕路给施工运输物资带来很大的麻烦。徐益龙向高石溪下达了最后“通牒”：限80天内机耕路贯通……

再不能让希望擦肩而过了，“通牒”变成了“军令状”。村民们勒紧裤腰带，又一次掀起了做路高潮。

赶在1997年新年前夕、距最后“通牒”20天左右，村民盼望已久的富民路、希望路终于全线贯通。

这个仅9户的村庄，村民年人均收入不到800元、人均口粮不到200公斤，投入5000多工，自力更生，用双手和铁肩，硬是在大山深处挖出了一条长4.5公里的机耕路。

这次，记者终于可以不用徒步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坐着采访车直接到高石溪了。虽然砂石路面，坑坑洼洼，汽车颠得像坐船一样起伏。

公路旁的新居。浦宁/摄（2011年）

潘松良对未来充满希望。浦宁/摄

高石溪老人在新居前。浦宁/摄（2011年）

记者看到，村庄已经整体搬迁出大山，住进了“上山脱贫”建起的新居。新居位于原前山乡所在地前山畈村，这是胡宅乡第一大村，有1200多人。高石溪整体搬迁的9户村民位于村的西部，沿公路一字排开，幢幢4层高楼，气派得很。

记者三上高石溪时，依山而建的高石溪的青瓦土墙在寒气四袭的冬日里别有一番景致。3位舍不得搬离高石溪的老人，平均年纪71岁。他们在逢年过节，都会和儿女们在新居团圆，共享天伦之乐；儿女们也会经常来看望他们。采访时，78岁的潘香根和68岁的吕菊燕的小儿子骑着摩托车给父母送来了大鱼……

2011年12月30日，《金华日报》刊发深度报道《三上高石溪 步步知冷暖》。

记者在文中写道：“尽管生活还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如意，他们却不在意，并很为自己的创造能力而自豪。‘我们9户人家修起了一条路，还从山下搬到了山上，变化能不大吗……还有比这样更伟大的变化吗？’”

高石溪村民的顽强、坚忍，后来被上升为“高石溪精神”，在磐安全县推广。高石溪以自强不息，在为他人带来振奋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春天的希望。

2024年7月16日，记者四上高石溪，从前山通往高石溪的4.5公里道路已全线硬化，不到10分钟就到了。

“路面硬化是2013年左右，总共90万元，政府补助50万元，村民凑了十来万元，剩下的25万元都我在承担，到现在已经还了17万元。” 潘行源说，很感谢妻子和家人的支持。原本每户村民筹资两万元，他看到村民实在太可怜了，不忍心后来又给每户退了一万元。 当天，得知记者又来高石溪了，在外面干活的潘行源特地开车赶来。

潘行源

潘松良长年在外承包小工程，脑子灵光的他是当年村里最有文化的村民，高中毕业。他是村民中公认的“老板”，创下多个第一：第一个外出承包工程、第一个买电视机、第一个装电话、第一个买摩托车、第一个买三轮车、第一个买轿车，现在他家有3辆轿车，总价值60多万元。他还培养了高石溪历史上第一个大学生、第一个研究生、第一个国企集团子公司董事长。潘行源今年67岁，大儿子研究生毕业，现在湖南长沙工作；小儿子大学毕业在金华工作。两个儿子均在工作城市买房，安家落户。

高石溪已从当年的9户46人壮大为现在的18户63人。胡土良今年70岁，退休后仍然十分关注高石溪的发展变迁。据他统计，高石溪18户人家拥有轿车12辆，摩托车7辆，二轮、三轮电瓶车20辆。在潘行源带头投资16万元安装光伏电站（太阳能）后，有6户人家跟着安装光伏发电站，总投资达80多万元。

最让胡土良感慨的是，当年不知道苹果为何物的高石溪人，如今一到春天采茶季，人人带着手机上山，年轻人更是开着轿车、骑着摩托车采茶，老人骑着二轮、三轮电瓶车采茶，这是高石溪人做梦也不敢想的现代化生活。

当年村里通往外面的唯一山路已荒芜，记者试着忆往昔走了一段，荆棘丛生，很快便“退”下阵来。

高石溪有泥水、木匠、油漆工、钢筋工12人，他们每年春茶一结束，就往杭州等大城市跑。当年高石溪最贫困的潘国山，拜师学成了油漆手艺，并带会弟弟潘国军，他现在杭州承包油漆工程。上山脱贫后，他到尖山镇脱贫小区建楼房。儿子大学毕业在杭州工作，买了套间，安居杭城，父子俩一人一辆轿车，生活过得红红火火。

说起现在的生活，潘松良笑了。(2024年)

54岁的潘松良，从20岁学油漆至今，如今是个资深手艺人。记者一上高石溪时，他和记者一起上山看外面的世界。潘松良是当年高石溪8个年轻小伙之一，一心就想着往外跑。他曾向记者抱怨：“爹妈在这里生下了我们，我们也没有办法。”如今“没有办法”的潘松良有的是办法。随着家乡的发展，他再也不用像候鸟一样在异乡到处跑，他在家门口干活，日子一样过得有滋有味。

30年后相聚，右二为胡土良，左二为潘松良。

采访当天，记者特地绕道和在前山附近蒋坪村干活的潘松良见了面。记者主动伸出手：“还记得我吗？”

潘松良搓了搓衣服，憨憨地笑着：“当然记得。你是采访我的第一个记者。”

潘松良的妻子在尖山镇上的塑料厂干活，27岁的儿子也已工作，并买了一辆轿车，一家人正计划着要到尖山镇上买新房呢。

高石溪已没有一个人居住，村口的房屋大多倒塌，只有靠近水电站的潘行源和另一户村民的房子还完好如初。只是路上的杂草，长得有近一人高了。

记者特地在房前留了影。一上高石溪时，记者就住在潘行源家。

在致富路通到田间地头后，这是一片绝佳的旅游胜地。房前茶园起伏、溪水潺潺，房后峰峦叠嶂、鸟鸣啁啁，记者30年前采访时尚待开发的澄溪，高石溪、胡田滩、三跳三个水电站如今均已开始发电，机声隆隆，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