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7-29 14: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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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91年初秋的一天,一群和中原人相貌迥异的胡人巫师,在官员和士兵簇拥下进入大汉王朝的皇宫。当时汉武帝当政,汉室兵锋远及西域,威名国运如日中天。这些胡人进得皇宫,却没有半点畏缩恭敬,而是东张西望指指点点,像在寻找什么。很快,在他们的指引下,士兵们接连闯入宫室四处翻箱倒柜,不惜毁坏屋舍器物。这乱哄哄的场面遍及整个皇宫,甚至皇后和太子的宫室也被挖得连块摆放床榻的平整地方都没有。
这支奇怪队伍的首领,是汉武帝的宠臣江充。在进入皇宫之前,他已经在长安城里以同样的方式折腾了数月之久。弄出如此大的阵仗,最重要的战果就是从各处挖出来的一堆桐木人偶。江充得意洋洋地说:在太子宫中找到的小木人最多,还有写着大逆不道言辞的帛书,一定要上奏皇上才行。
这些桐木人偶从何而来,又为何受到这样的重视呢?
因为诅咒。
在巫医不分的远古时代,巫师们拥有超然的社会地位,特别是青铜文明鼎盛的商朝,作为神权代表的巫师常常凌驾于王权之上。巫师的超能力,对己方为祝福,对对手为诅咒。和现代人“画个圈圈诅咒你”的简便快捷无成本相比,古代人行巫蛊之术大都要借助魔法道具,最常见的就是人偶。施术者在人偶身上写被诅咒者的名字和生辰八字,施以咒法,再埋在被诅咒者的居所附近,便可以达成控制或伤害对方的目的。古典神魔小说《封神演义》里陆压道人以“钉头七箭书”的法宝,借草人咒杀截教高手赵公明的故事,就是这种神秘技艺的写照。
以现代眼光来看,汉武帝多少有点“招诅”体质。公元前130年,他从小就承诺“当作金屋贮之”的首任皇后陈阿娇,失宠后向女巫学习“祠祭厌胜”的法术,“蛊惑媚道,更相祝诅,作木偶人埋之于地”(《汉书》),以求再得欢心。事情败露之后,陈阿娇被贬入长门宫软禁起来,即使以黄金百斤邀请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撰写《长门赋》造舆论,也没能改变郁郁而终的大结局。公元前92年,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诅咒皇帝的事件被告发,涉案者数百人,甚至有两位公主也受牵连被处以极刑。所以,当江充手下的胡人巫师表示“宫中有蛊气”时,年迈的汉武帝立马搬到行宫,由江充导演的“巫蛊之祸”至此达到高潮——太子担心死得不明不白,起兵诛杀江充,武帝派兵镇压,皇后与太子先后自杀。至于那些木头人是太子埋的还是江充栽赃,和案件牵连数十万人、死于非命者数万人相比起来,似乎已经不重要了。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多样性,木头人并不是诅咒的唯一载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时任凤翔签判的苏轼曾经为一块石头写下“峥嵘开元寺,仿佛祈年观。旧筑扫成空,古碑埋不烂。诅书虽可读,字法嗟久换”的诗句,这块碑就是著名的《告巫咸文》,是战国时期秦国与楚国开战之前对楚国进行的官方诅咒。凤翔府是秦国都城雍城故地,《告巫咸文》出土于凤翔开元寺,苏轼移到太守官厅加以保护,并作诗以纪之。
《告巫咸文》长达数百字,其义大略为:当年我们的秦穆公和楚成王好得像一家人似的,不光结成姻亲,还在巫咸神位前立下“叶万子孙,毋相为不利”的盟约,但现在的楚王熊相,做尽坏事不说,还背弃了十八世的盟约,率领诸侯要灭我秦国社稷百姓,因此我秦国向巫咸请求赐下神力,让我们打败楚国军队,收复被夺走的城池,以惩罚熊相的背叛行为。
类似的碑石后来又出土了两块,分别为《告大沈厥湫文》《告亚驼文》,被后人以苏轼那首诗的名字来命名,合称为《诅楚文》。和木头人暗戳戳埋藏于地下不同,《诅楚文》是老秦人公开举行仪式祭拜神灵后刻石为证,可谓是堂堂正正地下诅咒。
自从出土,《诅楚文》就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因为碑文中提到的史实是前代历史文献中没有出现过的。从苏轼的老师欧阳修《集古录跋尾·秦祀巫咸神文》,到现代学者郭沫若的《诅楚文考释》,对其历史年代、碑石真伪的争论一直没有消停过。
更有意思的是,从《诅楚文》面世起,对它的研究除了历史,还有一个另外的方向。因为碑文书写风格介于金文和小篆之间,不但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为后人了解汉字演变也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因此受到历代书法家的青睐。北宋书法四大家之一的米芾就在《自叙帖》中说:“篆最爱《诅楚》《石鼓文》。”那位在祭祀仪式上对楚国严厉谴责并施以诅咒的秦王如果泉下有知,会不会有点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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