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前，那一场中西医论战中的范行准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人文思想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作为传统文化的中医，也首当其冲。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中国知识界按态度分成三派：接纳派、抵拒派、折衷派。相应的，对中医的态度，也形成各不相让的三派：保守派、废止派、科学化派，并展开论战。清末到民国时期，俞樾、孙中山、梁启超、严复、章太炎、鲁迅、陈独秀、胡适、陈寅恪、郭沫若、吴汝纶、丁文江、毛子水、傅斯年等，都曾发表过对中医态度的言论，几乎当时所有的中医、西医名医都参与了论战，大量的报纸、医学刊物为论战各方提供了相互交锋的平台，上海成了论战的主要战场。各方从面红耳赤的论争，到政治层面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从来没有休止过，并在上世纪30年代前后推向高潮。

在这场旷世持久的论战中，章太炎的学生（陆渊雷）的学生，笔锋犀利，力战群雄，谭次仲、董志仁、陈竺同、吴汉仙、曾觉叟、时宜人、张赞臣、陈果夫等医界名家和政界名人，甚至包括他的老师陆渊雷，都曾是他论战的对手。他广受医界瞩目，堪称民国时期中西医界大论战的“独行侠”。他的名字，叫范行准。

1936年的范行准，时任《中西医药》杂志编辑兼审查专员

范行准是我国著名医学史家与藏书家，不仅在医史学研究方面成绩卓著，在中医文献的搜集整理与保存方面也贡献巨大。他出生于汤溪厚大村，家境清贫，15岁到药店做学徒，18岁回乡自学西医。1930年考入上海国医学院，因成绩优异，插班入读三年级，接受了中、西医学教育，并对医学文献的整理和医学史研究发生了兴趣。毕业后，范行准与校友创办《国医评论》杂志，后又担任《中西医药》的编辑，继在中华医学会图书馆任事，同时致力于医学史研究和古代医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先后发表《汉唐以来外药输入的史料》《古代中西医药之关系》《胡方考》《外族医家考》等论文，出版《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中国医学史略》《中国病史新义》等著作。《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是他早期中外医学交流史研究的杰作，奠定了他在医史学界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范行准进入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工作，1953年调入上海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1958年随该院迁至北京，后转入军事学院工作，直至1979年离休。

与中医谭次仲论战

谭次仲是佛山名中医和医学理论家，1933年起，先后出版《医学革命论战》《中药性类该说》《金匮削繁》等9部著作，提倡“中医科学化”，主张中西医汇通，受到医学界的关注。谭次仲是个“好战分子”，他将论战文章集结成《医学革命论战》一书，在广西梧州出版售罄，后来又在广州再版，重庆三版，成为当时的畅销书，新中国成立后还曾再版。谭次仲也是个善于思考的人，他与范行准等人的论战，让他再次谨慎审视中医。他也没有拒绝西医，在自己精通中医后，又向朋友学习西医学。1951年谭次仲考取了西医行医执照，成为名副其实的中西结合的医师。1952年，被聘为全国卫生科学研究委员会会员。

谭次仲的《医学革命论战》著作

范行准与谭次仲的第一次论战，是针对谭次仲在《社会医药》上发表的《辟周某妄谈科学之谬》《中医存废问题之商榷》等文章发起的反击。范行准在《中西医药》1936年第11期发表的《杂种医之剖视》一文，开篇说，谭次仲“中医科学化”不但概念上混乱不清，而且中医理论（阴阳五行等）“可科学化者少”，所幸中药是“可科学化”的。范行准认为，“中医科学化”的最终结果便是“废医存药”，摧毁中医。他说，以当时的条件，我国也不具备“中医科学化”的条件。从人才现实看，中医要实现科学化，一种途径是医家既对中医有丰富的经验，又懂得西医的理论，还要兼具物理、化学、生物等多方面的知识，这样的人才在那个时代是稀缺的。另外一种途径是分工合作，但由于中医十分保守，还局限于“以数口之家系于一方（手握秘方用来养家糊口，绝不会公开秘方）”的状态，“万无合作之可能性”。所以，范行准认为，在中医被“废”之前，不妨“任其暂时存在”……不得不说，在上世纪30年代的背景下，范行准能提出这样的观点，可谓独到、大胆，而又有一定道理。

中医理论中的阴阳、五行、气运等，是论战当时最令人诟病的。谭次仲曾两次呈送国医馆的《论整理国医宜先订标准焉》提案，提出“中西沟通”的十条标准：一，中医的血气，血就是血液，气就是神经；二，中医的阴阳，就是心；三，中医的风，就是脑；四，中医的湿，就是肠胃；五，中医的水，就是津液；六，中医的火，就是戟刺的症状；七，中医的虚实，就是治病的标准；八，中医的表里，就是病情的深浅；九，中医的七情和六气，就是疾病的诱因和助因；十，中医的伤寒温病，寒、温是热性病的通常症状。这十条，谭次仲试图从中医、西医的概念上首先进行沟通，从而让中医的理论能够在“科学的框架里”也能得到“科学的解释”。对此，范行准并不认可，如第二条“阴阳即心”，范行准就说，中国所有的医书，“无不由阴阳五行等字眼组成”，阴阳是抽象的名词，而心是实质器官，一虚一实又怎么能并为一谈？如按这个解释，那么张仲景“三阴三阳”所描述的症状，又有几种是真正涉及心脏的病症？他认为“阴阳即心”的说法，实在是太牵强附会了……范行准用了洋洋洒洒数千言，证明谭次仲的十条标准绝不科学，也绝非科学。

此文刊发后，谭次仲自然撰文反击。随后，范行准再次对谭次仲的辩论进行反击。这次反击，不仅讨论“中医科学化”问题，还讨论理论、词章、考证等诸多问题，用词更加激烈，直言：“你所谓科学化，不是处处滥用新医（指西医）名词和理论而干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滥用新医名词和理论，强谓气即神经、阴阳即心、风即脑等谬说，此岂非强奸科学？”

与老师陆渊雷论战

当年有“北有萧龙友，南有陆渊雷”之称的上海名医陆渊雷，在范行准就读上海国医学院时，曾担任该院教务长一职。他与范行准，是妥妥的师生关系。而且据说，范行准因家贫交不起学费，是陆渊雷出面减免了他的学费。陆渊雷医学成就很高，学术思想受到日本古方派的影响，著有《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一反过去采用《内经》注释《伤寒》的传统，采用西医的生理、病理和药理来注释《伤寒论》和《金匮要略》。

陆渊雷是国内第一个少有把《内经》和《伤寒》分家的人，而且他大力批判搞《内经》、用《内经》注解《伤寒》的医家，自然而然在国内引起了各种冲突。陆渊雷也是“好战分子”，他批评别人，自然也有人批评他，甚至他的学生范行准，也与他在报刊上展开了学术大论战。

范行准与老师陆渊雷的论战，源于温州人陈竺同的一篇文章，叫《汉魏南北朝外来的医术与药物的考证》。范行准写了文章与陈竺同“商榷”，陆渊雷虽然对陈竺同的文章也不认同，但对范行准行文中咄咄逼人的态度更看不过去，便写了一篇《墨沈四则》，与范行准论战。

陆渊雷在《墨沈四则》中先是谈自己对学生范行准的看法：“吾门擅文笔而长考据者，得二人焉。曰谢诵穆，曰范适（范行准）。”陆渊雷说，“阅览之博，蒐讨之精，谢不如范；取其大意，弃其餖饤，范亦不如谢”。并称范很有个性，“恃才傲物”。陆渊雷回忆范行准在上海国医学院读书时的表现，说他经常翘课，以前不知道他翘课做什么，现在可以猜到，那时大概是常去图书馆看考据类的书了。陆渊雷又回忆，范行准虽然在国医学院读书，可是不太相信中医，生病了也不愿意吃中药，说“中药非所以疗病”。范行准不屑做中医，偏偏喜欢考据，“而其所孜孜考据者，乃皆中医史上一枝一节之末”；又爱逞口舌之快，“一切出于叫骂”，令做老师的陆渊雷极为失望。

《墨渖四则》陆渊雷对学生范行准的评价1 

《墨渖四则》陆渊雷对学生范行准的评价2

在一番“人际关系的客套”之后，陆渊雷与范行准展开了学术上的探讨，认为范行准《商榷》文中，考证方法缺乏严谨性，文献引用上不够准确，历史解读需要纠正，医学术语理解有误……行文尖锐而激烈。

随即，范行准撰文《仍是商榷》进行反击。范行准首先表态，“我始终敬爱先生奖掖青年之热忱”，然后展开论战。他认为“医学史研究”并非是“一枝一节之末”。他说，两千年前希腊希托克莱特斯就曾说过，“凡学医者，当知先贤与医学演化之必要”。十七世纪初科学界巨人培根所拟订的专科史书目，达一百三十多种，而医学史也在其中。十九世纪末，西洋已有专设医学史的研究机关。不料时到今天，竟然还有人说研究医学史“无益于医者”，范行准感叹，崇古薄今的传统思想，是学术进步的最大障碍！范行准说，老师可以讨厌我，也可以讨厌我的研究，但如果把医学史研究看作“大逆不道”而要加以“虞决”，那真是太过分了。

范行准最后认为，“用汉学方法，万难求得中医进步而合于科学”，即使顾炎武复生、崔东璧再世，也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他举例陆渊雷的老师、汉学大师章太炎，也曾主张“以汉学方法治医”，然而实际上并无所获。章太炎在东京讲学时，曾问学生余云岫：“西药中有没有入口就死，绝不会拖拖拉拉的药？”这既表明章太炎为革命必死的决心，又说明他对中药的不信任。范行准对中医的这种认识，正是基于他站在医史学的角度，对中西医做出的思考。

有趣的是，虽然学术观点不同，陆渊雷对范行准的才气还是非常认可的，他说：“以范之才，使从事于国学文学，当不让郭沫若鲁迅之流。”而范行准的论战文章，文笔犀利，其风格的确与鲁迅有几分相似。

与发出“通缉令”的中医改进研究会论战

1936年8月24日，中医改进研究会向医学界发出一封“启事”，内容是这样的：

“查近来各界侮辱中医的文字，每多肆口谩骂，不作学术探讨，非但命意肤浅，且于中医学术全无丝毫之认识，徒作狂犬之吠，以售其眩惑世人之伎俩，其情可鄙，其心叵测，不事防范纠正，则郑声乱雅，滔滔之势，于中医前途，将有不堪设想者兴。念及此，不胜危惧，谨拟《办法》数条敬祈探择施行，事关中医荣辱，尤望群起捍卫，以御小丑，同仁幸甚，中医幸甚，临楮不胜翘企待命之至。”

中医改进研究会可谓用心良苦，其《制止侮辱中医文字之办法》是号召中医同僚，一旦发现有人“以卑鄙手段专肆攻击诋毁者”，则以“侮辱中医”论，应按照以下办法来制止它。办法是：

“(一)凡各地发见侮辱中医文字时，立即抄送中央国医馆，以便妥筹应付之方法。(二)中央国医馆接到前项文字后，先以馆方名义警告刊登文字之机关及作者，着其具函道歉，并登报申明，立予更正。(三)倘第二项无圆满结果时，中馆立即通知全国中医团体共同声讨，并在各地报纸杂志发表文字以揭破其阴谋。(四)倘问题严重时，可由中馆以合法手续提起诉讼，请政府查封侮辱中医之机关，并惩治其作者。”

作为高举反对旧医倡导新医的医界“名人”，这份启事自然也专门送到了范行准手上。以他的敏锐，马上意识到，这份启事，“实是单独对本社下了一次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是对他下的“通缉令”。

1936年，《中西医药》杂志专刊“中医科学化论战特辑”

范行准没有畏惧，立即著文《侮辱与谩骂中医论》进行反击。他首先责问，《通告》中“徒作狂犬之吠”“以御小丑”等等话，算不算得上“谩骂”？“狂犬之吠”“小丑”是十足的谩骂、侮辱名词，那为什么出自中医改进促进会之口，就不是谩骂、侮辱？

范行准说，读了启事的《办法》第三条，就知道中医改进研究会有围剿的计划。他公开表明态度：“好的，我们并不突围而逃，我们静待《办法》第四条的来临。”而他个人，“当然是你们更欲得而甘心……想要我从锒铛入狱之后，以至伏罪东市，缚首太原”。

在文章最后，范行准毫无惧色，勃然“发飙”：“呸！醒醒罢……我们的刺刀，早已插上了！”

与最敬重的余云岫，也不忘要“商榷”

“海归派”余云岫，是民国时期中西医论战的导火索和废止中医派的领袖。1929年2月，以余云岫为代表的西医，直接提出《废止中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要求禁止中医中药开业，禁止办学，取缔中医期刊，引起中国医学界轰然大震，也将中西医大论战推向高潮。对于这种“大佬级”的人物，范行准敬重之余，还是不忘要同他“商榷”。他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与余云岫先生论医史学书》，就医史学，医学史的定义、性质，医学的起源和发展等进行讨论。这是范行准商榷论战文章中用语最平和、语气最尊敬的一篇。

余云岫的回复文章也说得很中肯，“阁下所提出诸条……完全可以接受”，并称“阁下英年邃学，仆所甚喜”。同时，作为长范行准27岁、对范行准“实有深望”的前辈，他真诚劝诫说：“词锋所及，讥刺太深，不可谓非阁下之病也。”

范行准的专著《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 

尾声

以上论战都发生于1936年，1936年是范行准医界大论战的巅峰时刻。这一年，他30岁。而参与论战的中西医名家，谭次仲49岁，余云岫57岁，陈无咎52岁，丁仲英50岁，夏应堂65岁，施今墨55岁，叶橘泉40岁，吴汉仙60岁，曾觉叟66岁，时逸人40岁，秦伯末35岁，承淡安37岁，张赞臣32岁，他的老师陆渊雷42岁。论战中的范行准，刚直坚硬，不避不让，针锋相对，锋芒毕露。这一方面源于他倔强的个性，一方面出于他对学术的坚守态度，还有一个原因，是受了五四运动后中国知识界部分精英“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大环境的影响。范行准把这种医学论战当作“医学革命”的重要手段。客观地说，民国时期延续数十年的中西医大论战，既加速了西医进入我国的进程，同时也促进了中医中药的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