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刀斫史]李清照的夜市

随着圆月升上天空，大宋都城汴梁的万家灯火次第亮了起来。朦胧的夜色里，太学生赵明诚和新婚不久的妻子李清照相携走出家门，汇入街头熙攘的人流。不过，他们不是轧马路交流情感，而是去逛夜市。

夜市在千年古刹大相国寺，也就是因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而名垂文学史的地方。在李清照生活的时代，那里是整个北宋最大规模的商业中心。那个时代，是中国商贸行业的第一个高峰。

商贸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据传，远古商部落的始祖王亥就是一个大商人，靠贩卖牲畜积累财富，为商王朝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商人”一词，便由商部落、商朝而来，王亥也因此成为商业之祖。不过，古代中国长期处在农耕社会，“重农抑商”的主流统治思想导致商人的社会地位极为低下。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戍”（《史记·秦纪》），商贩和逃犯、上门女婿一起成为大秦帝国南征军的主力。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资治通鉴》卷十六），商人不但被剥夺了穿丝绸衣服、坐车的权利，还被课以重税。汉朝之后的诸多朝代，“市井之子孙不得为官仕吏”也成为惯例，其中就包括以开明、包容著称的唐朝。有专家认为，在科举取士制度完全成熟的唐朝，名满天下的“诗仙”李白之所以没有参加考试，而是费了好大劲儿通过贺知章等名人举荐，勉强进入政坛，原因之一就是他的父亲“李客必然是一位富商”（郭沫若语）。按唐朝的规定，商人家的孩子根本没有“高考”报名的资格。

有钱被人看不起，是古代商人不得不面对的尴尬，更尴尬的则是严苛的营商环境。从春秋战国开始，到唐朝达到极致的坊市制度，把居民区（坊）和商业区（市）严格区分、划片管理，给商人套上了一个又一个紧箍咒。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这样的诗句：“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登观音台望城》）长安城里民居整齐得像围棋盘，被十二条大街分隔开来。在大唐的城市里，居民区圈以围墙，只能从朝启暮闭的坊门出入；商业区则“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强制商家按时上下班。如今的人们也许会对这种行政干预工作时间的做法求之不得，当时的商人们大概率不会感到快乐。至于夜市，在严格的宵禁制度下根本不存在。

后来到了宋朝。经济社会发展催生了新的市场需求。宋朝的坊、市已经没有明显的界线，给商业发展带来了便利。在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里，我们可以看到鳞次栉比的各类商铺，就连横跨汴河的桥梁两侧都挤满占道经营的小贩，俨然一个高度商业化城市。宋太祖乾德三年（965），曾下令“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止”。夜市三更才罢，早市五更又开，大宋的商业生活几乎可以说是通宵达旦。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大相国寺开启了一条奇怪的赛道，成为李清照们“买买买”的乐园。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有“相国寺万姓交易”一节：“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大三门上皆是飞禽猫犬之类，珍禽奇兽，无所不有。第三门皆动用什物。庭中设彩幕露屋义铺，卖蒲合、簟席、屏帏、洗漱、鞍辔、弓剑、时果、脯腊之类。近佛殿，孟家道冠、王道人蜜煎、赵文秀笔，及潘谷墨，占定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生色销金花样幞头帽子、特髻冠子、绦线之类。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后廊皆日者货术、传神之类。”由此可见，大相国寺内不仅有各类商品，还划分了不同的营业区，其中殿后资圣门前的“文化区”，就是李清照夫妇每逛必去之地了。

在《〈金石录〉后序》中，李清照曾这样记述：“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后二年，出仕宦，便有饭蔬衣綀，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每月初一、十五，赵明诚从太学请假，先把衣服抵押来半贯钱，再去相国寺逛一圈，在地摊上淘一批古籍碑文，再买几个水果，回家一起欣赏，其乐融融。

大相国寺的经历，开启了李清照夫妇的文化收藏之路。之后的数十年里，夫妇二人倾尽所有，收藏了大批珍贵的古籍、书画、文物，“日就月将，渐益堆积”。可惜的是，由于金兵侵宋，他们保存在青州老家的十余屋藏品化为灰烬，随身南下的十五车文物书籍也因舟车辗转散失大半。晚年流寓江浙的易安居士，曾经一反婉约旧风，写下“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豪迈诗句，想来在愤慨于痛失家国的同时，也会有些许对昔日夜市“淘宝”生活的怀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