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小倩”传说是否来自他的转述？

到今年8月底之前，金华人对于蒲瑞的大部分了解都来自《汤溪县志》。

在乾隆版《汤溪县志》第二十三卷“知县”一栏中，“蒲瑞”这个名字在康熙七年出现，边上写着“蒲瑞，淄川人，进士”等字样。

由此可知，蒲瑞是以进士身份来到汤溪担任知县的。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要考中进士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一个极端例子就是蒲松龄。拥有写《聊斋志异》之才的他19岁时初应童子试，便取得县、府、道三试第一，成为秀才，此后却一直没法考中举人，直到72岁才被朝廷认定为岁贡，算是给了个做官的资格。蒲瑞的考运比蒲松龄要好很多，据《淄川县志》记载，蒲瑞顺治八年（1651）中举人，顺治十六年（1659）中了己亥科第三百七十名进士，康熙七年（1668）被任命为汤溪知县，在年富力强的时候主政一方。

从金西古墓在清朝时重修的墓碑题词可以看出，作为汤溪知县，蒲瑞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褒扬古代先贤，鼓励本地文教。题词内容基本上与《汤溪县志》中对于戴幵的描述相同，称戴幵“设义田以裕后，立义学以训人，确有范文正、刘德华之遗风”。可以想见，蒲知县在确认自己要题词的人物时，也是研究过这位宋朝先贤履历的。

不过，蒲瑞担任汤溪知县的时间并不长，据乾隆版《汤溪县志》，到康熙十年，汤溪知县已经换成另一个人。

乾隆《汤溪县志》第六卷“官师”中“知县”一栏下面对于蒲瑞的介绍是“山东淄川人，进士，康熙七年任，政治严明，禁绝苞苴，以酒失降调，士民惜之”。

其中，“政治严明”说明蒲瑞在治理地方或履行职务时，能够严格执行法纪，不徇私情，坚持公正公平的原则；“禁绝苞苴”体现他对贿赂的不正之风坚决禁止，体现了他的清廉品质。然而，尽管蒲瑞在政治上表现出色，却因为饮酒过量而失态或误事，这在古代官场中被视为严重的过失，因此遭遇仕途挫折，让当地的士民感到惋惜。

《淄川县志》中对于蒲瑞职务的唯一记载就是汤溪知县，由此可知，这位在科举上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并取得优胜的读书人，此后再没有担任过其他官职，而是归隐林下、悠游乡里了。

关于蒲瑞与蒲松龄的关系，之前金华的文史爱好者并不清楚。向本报报料这个古墓发现的当地人告诉记者，在墓碑上面题词的汤溪县令是“蒲松龄的叔叔”。

蒲松龄出生于1640年，蒲瑞担任汤溪县令的时候，蒲松龄28岁，因此“叔叔”的说法有一定合理性。然而，辈分与年龄之间并没有直接对应关系，蒲瑞到底是蒲松龄的什么人，不能仅靠姓氏和年龄来推定。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汉语言文字学博士傅根清教授是汤溪人，对于故乡史迹颇有兴趣，他认为蒲瑞更有可能是蒲松龄的侄儿，而且两人关系很好，来往密切。依据是《聊斋文集》第三卷中蒲松龄为蒲瑞写的文章《代信侯姪祭苏若佩文》。题目中的“信侯姪”三字显出两人之间的亲戚关系。其中“信侯”是蒲瑞的字，而“姪”则是蒲松龄对蒲瑞的称呼，因此蒲瑞应该是蒲松龄的侄儿。

那么，蒲瑞与蒲松龄之间的亲戚关系有多近呢？记者查阅得知，蒲松龄家族的宗谱保存完好，目前收藏在他的老家，可惜在网上无法阅读。记者通过网络联系上蒲氏文化研究会，在研究会秘书长蒲朝登的帮助下，山东的蒲氏宗亲查阅了《般阳蒲氏族谱记》，找到了有关蒲瑞的内容：“公讳瑞，字信侯，号公执。后任浙江金华府汤溪县知县。”

据《般阳蒲氏族谱记》记载：蒲瑞的父亲名叫蒲兆台，祖父名叫蒲梗，曾祖父名叫蒲生池，高祖父名叫蒲续芳，是蒲松龄曾祖父蒲继芳的亲兄弟，因此蒲瑞是蒲松龄“四服”的族侄；然而，在年龄上，蒲瑞比蒲松龄年长约25岁。

《聊斋文集》第三卷中有两篇蒲松龄为蒲瑞写的文章。

第一篇文章名叫《信侯讳瑞贺安子入泮》，是以蒲瑞的口吻，祝贺一位安姓友人的儿子考中秀才。第二篇文章《代信侯姪祭苏若佩文》则是以蒲瑞的口吻悼念一位名叫苏若佩的故友，用了“萧萧落水兮，雪老山容；鲛人夜哭兮，冰绡为红；理数其难窥兮，予似浮云之与水月；华屋纷而零落兮，亦梦幻之与花空”这样的优美句子来形容对苏若佩去世的哀悼。

《代信侯姪祭苏若佩文》一文中还有“忆顾我于浙中，曾山川之莫阻”“若佩往浙，舟复几没”等语句，说的是蒲瑞担任汤溪知县时，苏若佩特地从山东前去看望他，路上遇到了船难，差点溺亡。而“醉十日于平原，即饯别乎江渚”讲的是两人一起在汤溪喝酒的事情。此外还有“然犹归而病已，或可再晤于荒署，不则俟我考满，尚得聚首于故土”之句，写的是两人原本打算等蒲瑞卸任汤溪知县之后，再回山东老家相聚，但苏若佩却在蒲瑞卸任前便病亡。

蒲松龄为何会用蒲瑞的口吻写这两篇文章呢？其实，蒲松龄经常替亲戚朋友写文章。据《简论蒲松龄代笔之作的文化意蕴》一文的作者张月霞统计，蒲松龄流传后世的300多篇散文中，替人代笔之作居然有200多篇。

蒲松龄的代笔之作类型有告示、呈文、婚启、祭文、贺信、邀请书等，有一部分是他做幕僚或家庭教师时替雇主写的，另一部分则是为亲朋好友或邻居写的。古代社会交往中需要舞文弄墨之处不少，但民间很多人不识字或写不了文章，而官僚缙绅中有些人八股文水平很高，却写不了于科举无用的诗词曲赋，就会找人代笔。像蒲松龄这样素有才名的落魄文人，就成为代笔者的最佳选择。

在蒲松龄写的一篇名为《戒应酬文》的文章中，他记录了某次代笔的心路历程：“乃我旧戚，携果一榼，载酒一瓻。予怪而问焉。客揖而言曰：‘将有所事，烦子属词，致不腆之微物，聊以备咿唔之小资’。”对于亲戚的请托，蒲松龄抹不开面子，总是一次次帮人代笔，才使他替别人写的文章如此众多。

虽然蒲松龄把这些文章说成是“无端而代人歌哭”，但毕竟是自己辛辛苦苦写的，还是整理出来收录《聊斋文集》，使得今天的我们能够看到他与蒲瑞的这段交往。

蒲松龄写发生在金华的聂小倩故事，之前人们推断，可能是李渔告诉他的；而现在看来，这位比蒲松龄大25岁的族侄蒲瑞，更有可能是告诉他这个故事的人。

之前人们猜测是李渔给蒲松龄讲了聂小倩故事，是因为《蒲松龄年鉴》中有这样的内容：“清康熙十年（1671）辛亥春，蒲松龄邀李渔赴宝应演戏祝寿。时李渔在扬州，蒲松龄在宝应知县孙蕙幕中，邀李渔家班女戏为孙蕙献艺祝寿。蒲松龄并手录李渔词《南乡子·寄书》相赠。”因此有人认为，有可能在演出期间，蒲松龄与李渔有过一些交流，听李渔讲了一些金华的传说故事。

然而，这种说法已经被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硕导邹宗良在2010年的论文《一段层累造成的文坛佳话——李渔与蒲松龄交往辨误》中否定。邹教授分析了这种说法的起源和细节认为，该说法缺乏任何文字资料的证实，只是一个当代人编撰、推衍出来的美丽传说。而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强在2014年发表的论文《李渔与蒲松龄交往传说的澄清》中，更是刊出了最早在《李渔生平思想概观》中提出这种说法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杜书瀛的道歉信，表示该说法“草率和失误”。黄强教授在论文中总结道：“这一传说源于据说是蒲松龄手书李渔的《南乡子·寄书》一词，但此词最早见于康熙十七年李渔自手编定的词集《耐歌词》，康熙十年间蒲松龄绝对不可能抄录到此词以赠原作者李渔，其与李渔在康熙十七年以后也没有交往的可能性。”

排除了“李渔告知”的可能性后，蒲松龄还有什么渠道获悉聂小倩故事呢？有汤溪的文史爱好者猜测，蒲松龄是否有可能因为蒲瑞的关系来到金华生活、工作、求学，直接在金华采风获悉这个故事。记者阅读了《蒲松龄年谱》，其中显示，蒲松龄作为一个乡村秀才，人生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山东本省一些地方活动，唯一的省外活动经历就是在康熙九年（1670）秋天，应邀去江苏宝应担任县令孙蕙的幕宾，1671年又随孙蕙入驻高邮官署，其间还去过扬州，这年秋天即为备考返回故里。因此，蒲松龄没可能亲身到过金华。

蒲松龄自己在《聊斋志异》序言中讲过他搜集素材的方式：“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多。”也就是说，蒲松龄的亲戚朋友都会把自己在各地听到的故事，通过书信的方式寄给他，让他写下来。

身处汤溪的蒲瑞，既然能请蒲松龄帮助他为亡友苏若佩写祭文，那么这段时间他与族叔之间的书信往来必然是通畅的，完全有可能通过书信告知这个故事，也有可能在离开汤溪回老家之后把他从金华听到的故事讲给蒲松龄听，让这个东方“人鬼情未了”的故事呈现笔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