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前，胜利礼炮声余音未消，他牺牲在金华南山……

1920年，徐文佩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祖上有十几亩水田，家里生活条件还算过得去。父亲徐文品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当过二湖乡乡长。徐文佩从小就听父亲讲过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历史事件，让他小小年纪便萌发学文习武报效祖国的爱国思想。

徐文佩4岁拜本村拳师徐光华为师学习拳术，5岁上本村私塾。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占领东三省，大批难民流亡到关内，就连龙蟠村也来了六七户人家，其中还有不少青年学生。在与他们的交谈中，徐文佩更坚定了学好本领保家卫国的信念。后来，他努力考上浙江省立第七中学（现金华一中）。

在省立七中学习期间，徐文佩成绩突出，曾多次得到时任校长方豪的赞许。徐文佩读高二那年，被推选为金华中学生联合自治会主席。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消息传来，他以中学生联合自治会主席身份联络金华各校学生上街游行，呼吁抵制日货，为流亡学生募捐。当年7月9日，徐文佩在兰溪闹市公开演讲，他从书包里拿出裁纸刀，毅然割破手指写下“抗日救亡”，鼓励广大爱国青年积极参与爱国运动，这一爱国壮举震动整个兰溪县城。

徐文佩（前排中间）在延安与抗大同学合影

家国存亡之际，徐文佩身上流淌的一腔热血在沸腾。为抗日救亡，他带领滕景铭、贾玉堂、朱炳炎等同学，以及作新中学、成美女子中学（这两所学校为今金华五中的前身）进步学生共27人徒步到丽水，寻找粟裕领导的工农红军，准备入伍一同参加抗日。临行前，他给父母留下一份血书：“不要记挂我，三五年内恐怕不会回来了，我要去抗日。”自此，他与家里断了联系。

遗憾的是，他们在丽水并未找到红军，只得暂时进入由国民党政府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举办的“浙江青年抗日训练团”，被分配到干部训练队。巧的是，干部训练队队长正是曾在省立七中任教的中共地下党员、北大原教授席伯胥。不久后，徐文佩在席伯胥的介绍下加入地下党领导的革命组织，懂英语而且会口译的他备受器重，很快便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9月初，在席伯胥的帮助下，徐文佩带着滕景铭、卢荣刚等15人直奔陕北，准备报考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军事。途中，8人意志不坚另寻出路，只有7人到达陕北延安，被分配至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班。当年10月中旬，徐文佩的父母收到一封来自陕北的信和一张六人合影，信的署名是“文蓓”。他在信里告诉父母：“一、不要回信；二、相当长时期内可能不会再寄信来；三、如能坚持到抗战胜利，会有机会去看望你们；四、我在什么地方，切勿外传！”

此后，徐文佩再度音信全无。

徐文佩再度现身，已是五年后。

1942年5月，日军发动浙赣战役，很快，金华就沦陷了。

当年6月的一个晚上，吕塘下村拳师倪品球路过洞溪村时，远远看见一支小队，原以为是日本鬼子，走近却发现是8个衣衫褴褛的中国年轻男人。领头人告诉他：“我们是中国人，麻烦您送我们去龙蟠村徐文品家。”

巧的是，倪品球与徐文品相熟，见他们没有恶意，便一路照顾着他们摸黑进了徐文品家。当年9岁的徐维经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场景：“几个人身上都有枪伤，浑身都是血迹和虱子，进门就倒地呕吐不止，吐出来的全是草根树皮，没有一粒米。”徐维经说，直到领头人朝着父母喊“爸妈”，他才认出是哥哥回来了。

前排左二为叶挺 后排右一为徐文佩

原来，徐文佩1938年从抗大结业后，和卢荣刚等战友便进入了新组建的新四军。1941年初，蒋介石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徐文佩被捕，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在狱中，徐文佩受尽酷刑，左眼被打瞎。日军发动浙赣战役后直逼上饶，蒋介石急令上饶集中营往闽北山区转移。途中，徐文佩与狱友们发动“赤石暴动”脱险，经过20多天的逃亡后回到龙蟠村。

“当时，日军已经撤至金兰汤一带，龙蟠村正处于日军与国民党军对峙地带，但是日本鬼子还是常到村里奸淫掳掠，即使只有一个日本鬼子进村，全村人都会四处躲藏。”徐维经记得，当时为了让徐文佩和战友能安心养伤，全家人用独轮车将他们送到离村3公里一处废弃的尼姑庵。

一次，徐文佩在父亲和徐维经的陪同下回村看病，刚到没多久，便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喊声：“日本强盗进村了，快跑啊！”当时，他们情急之下躲进一个菜园厕所，透过砖缝看见两个日本兵抓了个小姑娘打算施暴。“我哥当时还瘸着腿，但看到日本鬼子的暴行，立即找来木棍，打算伺机而动解决他们。”徐维经说，他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与哥哥一起和日本鬼子展开了殊死搏斗，最终将日本鬼子打死，还缴获了两杆枪。

经过此事，徐文佩和几位战友商量后，决定组织乡亲们打鬼子、保家乡。于是，一支以龙蟠、让长、吕塘下、天姆山等村为中心的抗日队伍——“南山抗日救国自卫队”横空出世，徐文佩任队长。为了招募更多爱国青年，当过乡长的徐文品还当起了招募员，并定下三条招募原则：第一，必须自愿；第二，家中独子或顶梁柱不收；第三，有拳术（武功）者优先。

然而，那时老百姓都怕日本鬼子，招募人员一度陷入僵局。“为了消除乡亲们的害怕心理，哥哥在战友的配合下，在靠近乡亲们躲藏的地方，刻意孤身徒手同窜村作恶的日本鬼子搏斗，分两次打死两个日本兵。”徐维经说，乡亲们亲眼见识了徐文佩的神勇后，抗敌信心大增，队伍很快发展到四五十人。

让徐维经印象深刻的，还有一次徐文佩在当地对日本鬼子进行的公审大会。“当时，哥哥和战友抓了5个日本鬼子，特意邀请金华当地资深法官金汝方担任审判员，当年的英士大学教授徐东藩为监督员，陪审员则有方豪等人，十里八乡的老百姓都来看。”徐维经说，一次民间审判，让在场老百姓更加热血沸腾。

此后，越来越多人主动加入抗日队伍。那段时间，日寇各据点里的鬼子频频“失踪”。据徐维经调查，仅在龙蟠村下杨园坟头和让长村大坟头、鸡毛端，他们就打死日本鬼子24人，并处决一批汉奸。在金华颇有名望的爱国人士、老校长徐光德的支持下，徐文佩和6位战友接管了金华县二湖乡国民中心学校和吕湖小学，徐文佩担任校长，几位战友担任老师，对学生们进行抗日救亡教育。徐维经说，当时学校不仅教唱《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还办起了救亡俱乐部，一时震惊日军、伪军和国民党政府。

1945年底，徐文佩被国民党特务发现是共产党员，再次被捕入狱。家人找到已在法院工作的金汝方，最终将徐文佩移送法院，并为他争取到保外就医的资格。“其实就是变相给了哥哥抓紧逃跑的机会。”徐维经说。

当年腊月二十九，徐文佩马不停蹄离开家乡，一路赶到绍兴上虞。巧的是，徐文佩在上虞百官镇碰到时任中共浙东临委负责人马青，他俩是参加新四军的老熟人。在马青的安排下，徐文佩进入国民党在会稽中学办的统计班，当起卧底，并与马青的联络人保持单向联系。在统计班学习期间，徐文佩还发展了两名地下党员。

徐文佩战斗日记

1947年11月，徐文佩被任命为中共金汤地区特派员，潜入金汤地区活动。1948年初，他召集原“南山抗日救国自卫队”潜伏下来的20多名骨干，在龙蟠村宣布成立“金汤地区农工自救团”（以下简称农救团）。徐维经说：“农救团鼎盛时期有2000多名队员，并相继在让长、古方、天姆山、湖头等13个村成立农工夜校和农救团分团，还输送了一大批农救团青年到金萧支队，成为解放武装的骨干力量。”

原籍台州仙居县大马坑村的黄浩川曾是农救团的一员，他一直记得1947年农历五月廿四，在金华通济桥头遇见一个名叫“戴路”的人。那天，20岁出头的黄浩川待在通济桥头想做“割稻客”，等了一天也没人要他。就在这时，背后突然有人轻轻拍了下他的肩膀，跟他说：“你想找出路，我带你去走一条光明大道、前途无量的路，愿不愿意？”后来他才知道，此人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农救团队长徐文佩。黄浩川跟着徐文佩出生入死，1949年4月1日被吸收入党。

如黄浩川一样，越来越多的人在徐文佩的感召下参加农救团，积极开展革命活动。通过新昌桥等地的战斗，队伍逐渐壮大。1949年2月中共金汤区委成立，徐文佩任书记。在农救团基础上成立金汤区中队，徐文佩兼任中队长。3月，该中队改编为浙东人民解放军第六支队第十大队。

在徐文佩等人领导下，十大队孤军奋战两个半月，连战连捷，迅速发展成一支装备精良、有360多人的武装部队。随后，十大队第二中队被抽调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军分区警卫营，机枪、冲锋枪、卡宾枪均从十大队抽调配备。“金华解放后，哥哥又马不停蹄接受消灭国民党残匪的新任务。”徐维经说，当年徐文佩带队转战在武义、汤溪、义乌、磐安等地，消灭了原国民党军队的大部分残匪。

《人民卫兵》报道：追认徐文佩烈士为“人民功臣”

1949年10月30日夜，天上下着毛毛细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徐文佩带队上门侦查，岂料正巧遇到残匪。次日凌晨，徐文佩带队与对方发生枪战，土匪被打跑了，他却身负重伤。“我和战友们一起把哥哥从山上抬下来时，他已经昏迷了，脸色苍白。”徐维经记得，半夜徐文佩苏醒过来，见大家个个泪流满面地围着他，他还用尽力气喊道：“不要流泪，革命嘛，总有伤亡的。敌人还在山上，大家快去消灭……”话没说完，人又昏过去了，最终，徐文佩因伤重不治牺牲了。就这样，一位年轻且又久经战场的勇士，永远凋谢在了金华南山的天地间。

徐文佩牺牲时仍然是单身。在那个年代，29岁绝对算得上是大龄青年，有文化、有胆识的徐文佩何以没有成家？父母亲曾多次劝他“男大当婚”。抗日的时候，他说“不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不成家”；抗战胜利后父母再劝，他的回答是“全国没解放，我就不成家”。徐维经说：“哥哥虽然没来得及看见新中国的安定富强，但他为国为民的精神永远留在了八婺大地上，值得后人永远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