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乌伤到於越

秦扫六合成一统，地方实行郡县制，金衢盆地建姑蔑、乌伤二县，属会稽郡，郡治在吴（今苏州）。乌伤地大约与现金华市辖地同，故乌伤有八县肇基、浙中母县称号。

万年前浙中上山人受益稻作农业，继而北上，在钱塘江、太湖流域，先后创造了萧山跨湖桥、余姚河姆渡、上海崧泽、嘉兴马家浜、杭州良渚等文化。其中良渚文化被认为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到了后良渚时期，又是乌伤人北上，创造了马桥文化，其后期即於越文化。

今有考古与语言双重证据可以证明，彼时乌伤人北上的文化传播，成为於越文化产生的主要成因。因此，我们可以说，金衢盆地东部的乌伤之地，不仅仅是八婺肇基、浙中母县，更是於越之源。

距今4200年左右，良渚文化突然消失，究其原因，有多种推测，其中海侵是重要的一说。后良渚时期的钱塘江下游平原、太湖流域，环境恶劣，到春秋时，宁绍平原还多是沼泽之地。在良渚文化消失后，取而代之的是“马桥文化”。 马桥文化是以上海闵行区马桥镇考古发掘命名的，时代距今3900—3200年，前后延续约70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期。3900年前，浙西南的越人，从金衢盆地进入太湖流域，吸纳残存的良渚文化，创造马桥文化，目前这观点在学术界已经达成基本共识。

2010年，马桥遗址考古团队发表了《论马桥文化》文章，其中言及马桥文化主要源于浙江江山的肩头弄文化。

肩头弄文化类型所处的区域，自然是百越人的聚居区。四千年前的金衢盆地，海拔略高，不受海侵影响，有平原可种稻，有山区可采猎，稻作业与采猎业相结合，是当时越民住居的上选之地，义乌绣湖广场处发掘出的春秋古井就是明证，衢州石角头发现夏商周时期古城遗址也是例证。海侵高峰过后，越部族又开始有居民从浙中内地沿浦阳江、钱塘江，逐渐北上繁衍生息，以太湖流域、杭州湾地区为中心，创造了马桥文化，范围大至包括现在的上海、苏锡常、杭嘉湖、宁绍、金衢、徽州等地。而受殷商王权挤压的东夷人，从江淮地区南下，越过长江到芜湖、南京、镇江等地，创造了以宁镇丘陵地区为中心的湖熟文化。双方的分界线在江苏丹阳一线，并在先进的中原文明的熏陶下，逐渐形成政治实体，进入早期国家，即越、吴。

吴人在吴王寿梦时做大，开始南下向太湖流域，进入越人的领地，同时越人允常（勾践父），也拓土为大始自称王。因地缘关系等，吴越双方开始争霸，在这场百年争战中，血腥无法避免，直到越王勾践经卧薪尝胆，入姑苏（苏州）灭吴，吴被越并。

吴王夫差占姑苏，建军事重镇时，当地还是住着越人，如《国语•越语》载“范蠡不报于王,击鼓兴师以随使者，至于姑苏之宫,不伤越民，遂灭吴”。 因吴、越族人混居，文化融合就不可避免，到了战国晚期，尤其是对身处北方的中原人来说，吴、越之间已是“习俗同，语言通”，“吴文化”“越文化”逐渐融合成“吴越文化”。

“越”，青铜器上多用“戉”，即“钺”，在甲骨文中为象形文字，“戉”假借为“越”字。“钺”（或写作“戊”），是一种扁平穿孔石斧，开始是生产工具和武器，后来逐渐演变成象征权力的礼器。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教授李锦芳认为这个说法比较可信，因为至今越族后裔壮侗语民族的语言中将斧子、板锄（源于钺）读为“kwan”“kwak”，与“越”字汉语古音接近。他认为越人可能是最早发明和使用钺这种工具的族群。因此，这个民族就以“越”得名。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也就是从今江苏南部沿着东南沿海的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广西及越南北部这一长达七八千里的半月圈，是古越族人最集中的分布地区，有于越、瓯越、闽越、南越等。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语言学家李锦芳在《百越地名及其文化蕴意》中指出，百越地区带有于、於、乌等字的地名有乌伤、乌程、於陵、于菟、于潜、于乡。它们亦作百越部族名冠首字如于越、乌浒。“乌”就是“於”，特指勾践这支的越人部落，其称“於越”、“于越”，又称“大越”，后简称“越”。《国语》《史记》用“於越”，《竹书纪年》《汉书》用“於粤”。文字始见于《逸周书》：“周成王二十四年，於越来宾。”

於越人，据考证为浙中北上的越人，并非大禹后裔，禹后说为周元王五年（前471）越灭吴后，越王勾践为跻身于华夏行列争当霸主的需要而杜撰的，是一种政治谋略。而于越人的一世祖称“无余”，“余”通乌、於、于，是於越部落标识；而“无”，据著名古音韵学家、方言学家郑张尚方解析，“无”古音ma，不是对君王而是对一般贵族公子、酋长、头人的称谓，那么“无余”就是古越语倒装式，於越族首领（酋长）的意思，也就是先君了。

“乌伤”的“乌”，同“於”。如安昌里馆玺存中的战国楚玺“乌呈之鉨”（乌呈，即乌程，地名，今湖州），以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逸诗》里的“交交鸣乌”之句，这二处的“乌”字，都是用“鸟加於”，即“乌”字繁构，从“鸟”，“於”声。“乌”还通“余”，如苏州博物馆收藏的吴王余眜剑身的铭文“攻吴王姑苏乌眜”，这里的“乌眜”就是吴王余眜，又叫夷眜，是吴王寿梦之子。

至此已经明了，“乌伤”之“乌”，为于越部族标识。而“乌伤”之“伤”，则为地名。“伤”的发音，在宋代的《广韵》及明代《洪武正韵》里，还保留了另一个古读音，属于“漾部”仄音，同“饷”“祥”。在义乌方言里与“常”“勺”发音相近。如《山海经》中的“勺水”，义乌的冯志来先生考证此水可能就是现在的婺江；又如《越绝书》里载“乌伤县常山，古人所采药也，高且神”里的常山，即今金华山；再如《左传》所载“周景王八年（公元前537年）冬十月，楚以诸侯及东夷伐吴。越大夫常寿过率师会楚于琐（今安徽霍邱县东），其中提到的越大夫常寿过，为常姓；勾践父允常，郑张尚方解析，“允”是尊称，故而笔者推知“常”应该就是姓氏了。我们知道，当地的水系、山脉、姓氏，往往出于当地地名，以上所举的常、勺，在义乌方言里都与“伤”发音相近。

“者旨”，多见于青铜器铭文。浙江博物馆镇馆之宝越王剑的剑格两面分别铸有“戉（越）王戉（越）王”“者旨於睗”的铭文，於睗是勾践儿子，后继位为越王；绍兴博物馆藏越王不光剑的剑格两面，铸有铭文“戉（越）王，戉（越）王”和“者旨不光，自乍（作）用僉（剑）”，不光，即勾践四代孙；安阳博物馆青铜器吴王诸樊剑上的铭文中用“者”代“诸”，浙江博物馆馆长曹锦炎先生考证为，“者旨”是越王的姓氏，也就是诸暨、会稽的意思。者旨通诸暨，文字也可证：“天下遇，者监和”（《管子》）；“者生无易由言”（《盐铁论》）……“者”通假“诸”。而诸暨到会稽，是当地越人白话到汉语的转变。吴越文化中，地名及姓氏既有汉化的过程，还有扩容的过程，如越王的姓氏“者旨”，从青铜器铭文可知，越王翳用“者翳”，越王不光用“旨不光”，此外还有越王诸咎、之候等。者旨、诸、者、旨、之等，都是扩延出来的越王姓氏。

“者旨”的疾读音近“伤”古音，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导张学锋《从吴越文化到江南文化》的视频里有演示。吴越地区其他地名在当时也有类似的读法，如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敏认为，古地名葛城的“葛”即是“勾吴”的疾读音。

由此，笔者推论，乌伤的“伤”，发“常”音，正是白话“者旨”的疾读转音，从而“伤”通“者旨”，是上述与“者旨”相关地名、姓氏的源头。

张学锋认为，吴人从江淮地区的徐、舒、居巢（古音皆类so、su）部落来到太湖平原，在他们南渡长江往东南迁移过程中出现一系列读音相近的地名，如鸠兹（今芜湖）、姑熟（今当涂）、胡孰（今南京湖熟），到今天的苏州则称“姑苏”或“姑胥”，其读音皆接近“ko-so”或“ko-su”。吴人的核心团队到哪里，哪里就叫“ko-so”或“ko-su”，而吴王也以此为姓氏。核心团队所住之处自然就是都城。张学锋又说，“姑苏”既是吴王的姓氏，又是吴国都城，越国的“者旨”也一样，越国的核心团队到哪里，哪里就叫“者旨”，就是“诸暨”、“会稽”的意思，也就是越都。而“者”、“旨”二字与钱塘江的另两个称谓“浙”、“之”之间可能存在谐音关联，又浙江庄子称“制河”。用越王的姓氏、住居地名作水系名，是当时通用的方法。

越人从乌伤沿浦阳江北上，到诸暨，再到会稽，浦阳江未改道前，水是流向绍兴城的三江口入海，就是现在的钱清江（又称西江、西小江）。后勾践迁都到姑苏（苏州）、山东日照，皆称会稽。伤（者旨）、诸暨、会稽地名，就是越国都城。这系统性的逻辑，证明了乌伤曾是于越故都。

《国语•越语》：“句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广运百里。”越国的南方自然是乌伤之地，上述“句无”是何地？李锦芳从民族学的角度仔细分析了以“句”“勾”“交”开头的地名，指出这些字同属见母，韵部接近，读音很近，同为百越语村名词头译音。也就是说，汉人叫“村”，他们都叫“勾”。郑张尚方先生解析，“句”是宗族氏族的意思，“无”是对一般贵族公子、酋长、头人的称谓。因此，句无，是于越部落酋长、村长住的地方。这不正是越王的祖居地吗?当然也就是故都。正与考古结论“从浙中到马桥”，可相互印证。

正因“乌伤”之名与于越有着如此深厚的紧密联系，我们才敢说，乌伤文化是吴越文化源头之一，乌伤是吴越之母。

（本文转载自《义乌史志》2024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