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善水电站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行了土地改革政策，农村搞起了互助合作，农业生产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大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也提高了。1955年，全国水利工作会议提出试办小型水电站，接着中央公布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明确提出：“凡是能够发电的水利建设，应当尽可能同时进行中小型水电建设，结合国家大中型电力工程建设，逐步增加农村用电。”“凡是有水源可以利用的地方，基本上做到每个乡或几个乡建设一个水力发电站，结合国家大型的水利建设和电力工程建设，逐步实现农村电气化。”

为响应国家的号召，1959年国庆前，金华建成了全国第一座高水平水电站——金华双龙水电站。1960年3月14日，毛泽东主席坐火车途经浙江时，特意来金华视察，“一垄八站”的经验很快在全国推广开来。

金华县岭上公社百善大队党支部书记吴金源思想进步，办事扎实，为了让乡亲们早点告别油灯照明、水碓舂米的日子，便开始张罗建小型水电站。这个计划很快得到了上级的支持和村民拥护。

百善村依山傍水，不足百户人家，位于厚大源中心地段，距离汤溪20公里。这里山多沟深，水源还算充足。为了节约成本，大家利用老水碓房的旧水渠，在一斗荒地上挖了个两米多深的蓄水池，盖起了厂房。1961年，百善水电站建成，百善村成了厚大源附近继岭上村、群乐村之后第3个用上电灯的村子。

百善水电站坐东朝西，5间房约300平方米。屋里装着一台10千瓦的电动机，经技术员改装后用于发电，还配套搞了粮食加工坊。用水轮机带动脱谷机、碾面机、番薯机运作，同时米床、风车这些老农具也没闲着，辅助机器加工粮食。

碾米机

加工稻谷每50公斤收两毛钱。本地人有洗晒番薯粉的习俗，秋天番薯丰收时，粮食加工坊加工量很大，加工番薯每50公斤收一毛钱。当时不收现金，来加工需要开票，每10天去大队会计室结一次账。加工坊开工时间和生产队出工时间同步，有些村民赶在上工前挑着稻谷来加工，只要“轰轰”的马达声一响，其他人便立马闻声赶来。

来加工粮食的不光有本村人，琅琊区石道畈公社的下陈村、岭后村、雅城村人都会来这里加工。这些村子都在深山里，离百善村5公里。村民需要翻过一座叫“米糠”的陡峭山坳，一来一回，得花上整整一天。因为来加工粮食的人实在太多，队伍常常把加工坊门前的大路堵得严严实实。村里知道很多人来一趟不容易，所以除非遇到机器坏了或者夏天溪水太少要反复停机等水的情况，当天来的一定给加工完。

国家困难时期，树木被过度砍伐，山林遭到了严重破坏。下大雨时，没了树根吸水，洪水混着沙石哗哗地往下冲，一下就把堰坝冲垮了。记得有一年夏天，坝一个月就被冲垮了两次。当时正好是农忙时节，修水坝缺少人手，粮食加工坊因此停了半个月的工，有些人家断了粮，只能拎着米斗四处借粮。我们本地有句俗语叫“小米斗救性命”，说的便是这个意思。

水电站白天加工粮食，晚上发电照明。虽说15瓦的灯泡有些昏暗，可比松明、煤油灯强多了。我老婆农闲时上山割芦草，晚上就着电灯编草绳卖给供销社，多少能贴补些家用。那时候我们村年轻人找对象都比别的村容易——谁不羡慕我们有电灯啊！

村里每晚供电到10点，停止供电前闸刀会反复开关3次，大家看到这个信号就知道马上要断电了。要是还在做家务，就要加快进度，争取5分钟内完成。当时家里一般会在厨房、中厅和卧室各安装一个灯泡。如果哪天家里突然临时拉线或更换更高瓦数的灯泡，那肯定是要办喜事了。

办喜事的人家会特地去打招呼，水源条件允许的话就会延长供电时间。有的操作员还会在酒席高潮时闪动灯光，暗示主人家，要讨杯喜酒喝，闹一闹图个开心、吉利嘛！主人家一看这个信号，就会立马送去酒菜，要是一时太忙脱不开身，那么第二天准会补份礼专门送去。腊月里供销社包年货要加班，我们也会给他们延长供电时间到半夜。

记得上世纪60年代末，村里在米糠口一带开荒造田。村里临时拉电线装了十几盏灯，照得工地亮堂堂的。如今那些梯田又退耕还林了，但当年热火朝天的场面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水电站有两名职工，均为本村社员，最早来的是退伍兵丁增土。后来他俩陆续调走了，一个换成了我的堂哥谢叔平，另一个就是我。我堂哥是汤溪中学毕业的，在杭州搞过科研，这人特别爱钻研，机器出了毛病都是他修。我1961年从汤溪中学初中部毕业，后来回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1963年顶替丁增土进入水电站工作，当粮食加工员兼发电人。

水电站实行年薪制，每年补贴大概2500个工分，丁增土和谢叔平属技术工，工分比我略高，具体多少，过了太多年，我也记不清楚了。虽说工分不多，但这项工作好在不用日晒雨淋。

上世纪80年代初，电力联网后水电站就停用了，实行包产到户后，粮食加工坊也承包给了私人，为公平起见，以抓阄的方式每年轮换招标。我也承包过一年，承包款为300元。后来年轻人大多去城里打工，村里只有些体弱多病的老人，田地荒了，水电站也彻底闲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