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刀斫史] 南北左右说科举

大明洪武三十年（1397）三月初，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长江之畔的都城南京被盎然春意笼罩着。但是，此时的南京百姓却无心欣赏春天的美景，他们的全部心思都被一个离奇的场面吸引着——礼部衙门门前，一群峨冠儒服的男子高举手臂，用粗犷的北方口音高呼口号；皇城主干道边，若干差不多装扮和口音的人左顾右盼，随时准备冲向经过的官轿。这些人是从北方省份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他们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字，“冤”！

就在前一天，大明王朝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刚刚放榜，51名考生通过廷试高中进士。这原本只是例行程序，却引起一片哗然，继而一种愤怒的情绪迅速蔓延开来。原因无他，只因榜单上的51人全都是南方人，北方举子悉数名落孙山。自从洪武十五年（1382）恢复科举制度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谁敢说其中没有蹊跷？于是乎，一众北方举子愤然而起，状告当科考官营私舞弊，偏袒南方人。

这一事件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朱元璋的关注。他当即命令对落第试卷进行复审，增录北方举子入仕。可是万万没想到，复审小组费时费力千挑万选出来的北方优秀试卷，普遍文辞粗陋，和先前通过选拔的那些南方卷完全没法比。

自从宋室南渡，原本在中原的文化中心也随之南移，长期在金、元统治下的北方地区文化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已是不争的事实。据有关史料统计，朱元璋洪武年间录取的进士中，南方人占比超过七成。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偶然出现所谓的“南榜”也不足为怪。但朱元璋却不这样想。作为皇帝，他既要维护自家统治的稳定，又要考虑各地的利益平衡，这样一份引起社会动荡的榜单显然不能被他接受。所以，当有人举报主考官与复审官勾结，故意挑选北方劣卷上报时，朱元璋勃然大怒，对相关人等进行严肃处理。主考官刘三吾因为已经85岁高龄，被免除死罪流放边疆；副考官白信蹈、复核考卷的张信等20多人被凌迟处死；多名涉案官员被流放；最倒霉的当数春天里刚考了第一的陈䢿，被钦点状元才20多天，就惨遭车裂而死。侥幸活命的南榜中人，也无一例外地被剥夺了功名。

当年六月，朱元璋亲自对考生进行考核，录取了61人。和之前那份榜单截然不同的是，这61人全部都是北方人，因此被称为“北榜”。皇帝老爷以这种方式，安抚了北方举子受伤的心灵。这一张榜单引发的血案，也开启了大明王朝南北分区考试的先河。

不过，科举考试的差异化并不能算是朱元璋的创举，差不多的事情元朝人老早就干过了。

蒙古入主中原之后，把全国百姓分为四等，第一等的当然是蒙古人；西域地区各族是第二等，被称为色目人；第三等为汉人，指北方汉族和契丹﹑女真等族；第四等为南人，指原本在南宋治下的百姓。虽然史籍中并没有相关等级划分的明确记载，但在元朝许多具体制度上的执行上，这种区别对待非常明显，其中就包括科举。

元朝的科举考试流程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蒙古人和色目人为一类，考A卷；汉人和南人为一类，考B卷，两种试卷的出题范围、题目难度、答题字数要求都不一样，前者明显要比后者简单。以大家都要考的“时务”为例，蒙古人、色目人的小作文要求写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则要写一千字以上。而且，每个等级的考试，蒙古人、色目人只需要考两场，汉人、南人需要考三场，但在录取名额上却又是同等数量。蒙古人以右为尊，通过殿试之后，A卷考生名列右榜，B卷考生名列左榜，每科都会有两个状元。这种分卷考试、两榜录取的形式，固然有民族歧视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维护统治集团的稳定。至于朱元璋有没有从老对手那里得到灵感，还真不好说。

皇帝的铁血手段并不能解决区域间文化教育不平衡的现实问题。“南北榜案”过去二十多年后，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正式提出了南北卷分籍录取的建议，“如当取百人，则南六十，北四十”（《明史纪事本末》）。这个建议得到了明仁宗的认可。到了景泰年间，南北卷制度又细化为南、中、北三卷，“北卷则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中卷则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庐、凤二府，徐、滁、和三州；余皆属南卷”（查继佐《罪惟录·科举志》）。至于录取名额的分配，分别为南五十五、中十、北三十五。这种南中北卷录取制度，一直到清朝康熙年间，才被分省录取制度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