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话畴昔 柏荫有六碑

金华太平天国侍王府纪念馆旧为唐宋州治，明清以来亦为试院的所在地，其东路建筑最后一进庭院有两棵古柏，传为宋人所种，当然也有说是五代吴越国王钱鏐手植的。古柏东侧廊下立有一方今人所书的诗碑《金华试院宋自公堂后双古柏诗》，诗的作者是清代著名金石学家阮元，书者为本地书家姚贻庆（已故）。其首句云“自公堂后双古柏，六百余年老宋客”。末尾“堂阴谁可话畴昔，六碑首问熙宁石”，提到这里曾经与“双柏”并列的“六碑”，“六碑”到底是哪六块碑？引发了我们的一些思考。

姚贻庆书阮元诗碑

其实有七块宋碑

查阅光绪《金华县志》艺文卷的金石部分，存放在试士院的宋代碑刻其实共有七方，根据其原文顺序节录于下：

“《宋知婺州事题名记》，庆历六年，关咏立石，正书，额篆书，在今试士院。”

“《陈令举骑牛图并题诗》，在今试士院，熙宁六年，江西刘涣为嘉禾陈舜俞作并系诗跋……”

“《寄题欧川留槎阁诗图石刻》 ，石高纵黍尺四尺寸，广二尺二寸。上镌七律一首，嘉禾陈舜俞撰，八分书，诗曰……后镌郎中何□跋语七行，行书，尽泐。并庐江何□书。下为山水……图不知何人作，岁月并在泐处……石在今试士院。”

“《徽宗手诏石刻》，崇宁四年，上刻手诏，行书；下刻题识，正书。字多泐，在今试士院。”

“《高宗耤田手诏石刻》，绍兴十六年，上刻手诏，行书；下守土官题识，正书。字多泐，在今试士院。”

“《封皇子节度使魏王诏石刻》，乾道七年，行书，在今试士院。”

“《知婺州事续题名碑》，乾道八年，周权立石，在今试士院。按，同治兵后，石断仅存一角，今龛宋自公堂下东壁。”

《光绪金华县志》截图

哪一块碑应该被排除

那么，这里面哪一块碑不在前人眼中的“六碑”之列呢？

根据前面所引，《留槎阁诗图石刻》的纪年很早就已经模糊了，“图不知何人作，岁月并在泐处”，若以明确宋碑论，它似乎应该最先排除的。此前读过“浙江在线”公众号上的《太平天国侍王府的前世今生》（原发于《金华晚报》）一文，此文对侍王府的历史文化与遗存介绍很全面，里面提到的宋“六碑”里就没有它的影子，不知是否因为这个缘故？

不过，这里有个问题。首先《留槎阁诗图石刻》与其前的《骑牛图并题诗》两块碑有很大的关联性，两者都涉及同一个人——苏东坡的旧友陈舜俞。陈舜俞，字令举，湖州乌程人，居秀州（今嘉兴）白牛村，因号白牛居士。他还有一个与朋友刘涣在庐山同骑白牛的典故流传下来。这两块碑，一块上面刻的就是他骑牛的形象，另一块刻着他写浙南龙泉一处楼阁的诗，很难把它们区分开来，年代应该很接近。其次，仔细研读《光绪金华县志》金石部分的体例，可以很清楚看出它的内容是按照时间线索来排列的，《留槎阁诗图石刻》位列《徽宗手诏石刻》之前，显然在前人眼里，它无疑是宋刻。

《知婺州事续题名碑》的尴尬

若《留槎阁诗图石刻》不在“六碑”之外，那么上述“七碑”里哪一块可以摒弃？

此时，排在末尾的南宋孝宗时立的《知婺州事续题名碑》多少就有些尴尬了。

我们查了现存的几种县志，在光绪之前的，仅《万历金华县志》与《道光金华县志》有金石（或署为“碑碣”）的内容，在这两版县志中，其他“六碑”都能找到身影，只有它仿佛泥牛入海。可是，光绪志明明说它从前也在试士院，这一版县志的编撰水平较高，向来为人所称道，不会空口白话，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推测，在古人眼里，也许它因为与北宋仁宗庆历年间的《知婺州事题名记》记载的是同一件事——两宋时期的州官，合起来是一个完整的名单表，所以在人们的认知里被强行合并了，它们是“一个”或者“一块”的，不需要再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不知有无道理？

另外，从它后来的存放位置来看，也有一种可能是，它很早就与其他碑刻不在同一单元，所以才会有《光绪金华县志》“同治兵后，石断仅存一角，今龛宋自公堂下东壁”的状况发生。而其他碑刻都在自公堂后墙的外面一侧，朝着侍王府东路最后一进前的庭院，它们向来不在同一片柏荫底下，所以不作并论。识者当有自断。

新近所见前人诗文的印证

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的观点最近居然得到了新发现的前人诗文的印证。与阮元同时代，还有一位安徽芜湖人黄钺，曾到过金华，他官至礼部尚书，曾任会试主考，多次担任各地的乡试主考、省里的学政等。他对侍王府宋“六碑”留下的文字记录比之前任何人都更为详尽，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视之为一份完备的考古报告，一扫我们之前的疑虑。

具体见其遗著《壹斋集》内的《金华试院宋六碑歌并序》。

黄钺《金华试院宋六碑歌并序》截图

在序文部分，他首先介绍了试院的历史：“金华试院，宋保宁军治也。厅事后有堂五楹，榜曰宋自公堂，明神宗时御史黄安周家栋书。曰宋自公者，大观四年知州詹适重建所易名，旧实为野声亭也。元即州治，置廉访司。又改自公为一公。周则仍书宋名也。堂后屋七架，亦宋众乐堂遗址。政和间知州吕淙建而名，今为学使者燕寝矣。”

接着明确地说：“庭有双柏，相传亦宋植。当柏之阴，自公堂后壁之东西有碑各三。”后一一罗列六碑之名：

“一《题名记》，楷书，庆历六年，领郡事关咏立石。始太平兴国三年阎象以殿中丞知，迄宣和三年杨应诚以武功大夫两浙路提点刑狱公事劝知，前后七十七人。自庆历八年陆广以上，字体方整类颜，余则人自为书矣。”

“一《崇宁四年圣制御书手诏》，行书，下有跋，漫漶。”

“一《耤田手诏》，楷书，下半亦有跋，不可读。”

“一《皇子节度使魏王手诏》，乾道七年二月立石，孝宗行书。”

“一《骑牛图》，嘉禾陈舜俞知山阴县，以不奉青苗，谪南康监酒税，豢两犊，与致政大傅刘凝之跨游庐山，陈作歌，刘为跋，而砻于石。”

“一《留槎阁图》，上分书七律一首，亦舜俞寄题于欧川者。”

这样就不会给任何人以翻案的机会了。

在歌行的部分，他以七言与夹叙夹议的方式对六碑的存在状况做了细致的描画，让它们一一在观众与读者的聚光灯底下亮了个相。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句子有写宋徽宗崇宁四年手诏的，“当年徽庙瘦金书，蔡京模仿多不如。仓皇北狩究何补，文工墨妙胡为乎”，暗寓鞭挞之意，写陈舜俞骑牛图与留槎阁诗两碑的“其余两碑刻图画，骑牛可辨留槎坏。松云剥蚀剩长歌，阑槛依稀跨清派”，纪实与联想并存，成了我们今天研读金华历史与文化的生动资料。

黄钺的生存年代比阮元略早，黄生于1750年，阮生于1764年，相差十余岁，黄是阮的前辈。黄诗写于乾隆丁未年（1787），阮诗写于嘉庆戊午（1798），黄诗的创作时间只比阮诗早11年，所见自然应该差不多。

六碑中的《宋知婺州事题名记》与《封皇子节度使魏王诏》碑现状

宋元素的重要集结地

有了黄钺的诗与序，我们就可以试着对清中期金华试士院及其后面庭院的场景进行更为具体的复原。

当年走进这里的第二进厅堂时，抬头可见的首先是明代御史周家栋所书的“宋自公堂”四字匾。“自公堂”其实在元代已经改叫“一公堂”了，周家栋重书旧名，是一次对传统的反正。穿过二堂，仰头北望，堂后屋正位于宋代的众乐堂原址上，院中的双柏郁郁葱葱，已经屹立将近千年了。南侧的廊下则立着宋代的六块碑刻，它们好像官员上朝时使用的笏板一样，插在那里，端庄而方整。黄诗说：“野声亭后众乐堂，拏空双柏云苍苍。欹檐下庇石友六，插笏而立东西廊。龟趺已失额尚好，大字方严认了了。”

宋碑、宋柏、宋代的厅堂遗址，任何人置身于这一系列由宋元素构成的场域之中，只怕都会有身处天水朝的幻境。或许，这正是当年这些好古成癖，而又无法摆脱现实政治泥淖的文人士大夫们最乐意看到的，他们正是以古人的疏离、超脱与令人迷恋、沉醉，来逃脱现实世界的种种不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