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士大学在金华｜热血与信念 英士大学的学生爱国运动

1946年8月，英士大学迁到金华，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英士大学的进步青年学子以笔为矛、以信念为盾，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学生爱国运动。他们冲破重重封锁，组织游行，传播进步思想，用热血与智慧书写了金华党史中熠熠生辉的一页。

英士大学学生投身第二战线

“1946年以来，英士大学的学生运动一直比较活跃。从声援温州饥民‘求生存’的‘米风潮’，1947年1月初举行游行示威，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的暴行……参加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斗争中心口号的‘五·二〇’大游行，直到后来建立英士大学党组织，把学生运动不断引向深入。”英士大学党支部的中共党员张焕章在《关于英大学运的一点回忆》中写道。

“五·二〇”游行中，国民党军警用高压水龙头镇压学生游行队伍。

据史料记载，英士大学迁到金华后，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派了杨公达当校长。他曾任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长期住在南京，很少到金华。他挪用公款为自己竞选立法委员，这引起了英士大学师生们的不满，1947年5月，他们发起了一次前往南京的请愿行动，要求迁校、撤换校长、恢复医学院等。同年5月7日，600余人在金华火车站登上火车，一路上冲破重重阻挠，前往南京请愿。

1946年考入英士大学法学院政治系的施姬周是东阳人，也是这次请愿行动的亲历者。“除毕业班外，其余学生几乎都前往南京请愿。1947年5月7日，600多名学生在金华强登火车北上，反动当局一路阻挠，甚至破坏了铁路。没有火车头，数百名学生推着车厢走，轰动一时。11天后，仍有300多名学生冲破阻挠，分批抵达南京请愿，我也在其中。”施姬周后来撰写文章回忆。

1947年1月4日，英士大学女学生游行抗议美军暴行。

1947年5月20日，京沪杭等地大专院校学生6000余人在南京举行大游行，口号是“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要和平、要民主、要饭吃”。英士大学学生也参加了这次游行，当游行队伍行经珠江路口时，遭到大批军警袭击，游行学生有百余人被打伤或被捕，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二〇”血案，英士大学学生目睹了反动政府的残暴行径。血案发生后，英士大学部分学生在返校途中，途经杭州时又参加了浙江大学等校学生举行的游行活动。彼时，全国的学生运动已如火如荼。

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一文中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

全国学联号召举行“6·2”大游行，抗议反动派暴行。英士大学学生在金华按期举行了大游行，各学院都成立了纠察队、卫生队和宣传队，赶制了大批标语和传单，还在街头演出活报剧。宣传内容除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之外，由于金华当地农民对国民党抽壮丁深恶痛绝，于是加上了反征兵的内容。游行进行得比较顺利，连上海、杭州等地学校也有部分同学到金华参加了游行。

多年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施姬周曾这样回忆：“一开始，我一心想好好念书，争取学有所成。正值全面内战爆发，社会动荡，物价飞涨，哪里还能安心好好念书？”伙食上就可见一斑，一开始，两荤四素一汤，八人份，后来，荤菜很少见了。“英大绝大多数学生都反对打内战，大家都忧国忧民，想要有所作为，自然而然地就投身反对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去了。”

陈柏先、卓如、许德瑗……时隔几十年，施姬周还能报出许多英大教授的名字。他曾说，大部分英士大学老师都常驻金华，还有个别从外地邀请的兼职教授，比较著名的是法律系的梅汝璈，是当时国内知名的大法官，每隔一段时间就从南京来金华上课。1946年，梅汝璈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对第一批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定罪量刑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1948年9月，施姬周参加了金萧支队第八大队，并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班级联络员，犹记得杭州和南京街头军警行凶后留下的斑斑血迹，我毅然选择参加革命。”

星火燎原 校园里有了党组织

一路求学一路抗争。1948年三四月份，在地下党杭州市工委钟沛璋同志领导下，英士大学党支部成立。

1947年6月2日，英士大学师生700余人，在金华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

一开始，党组织有中共党员三人：张乃济、吴仲沂、潘克昌，之后逐渐发展到十余人，他们运用各种斗争方式，团结广大师生，将反对反动统治的学生民主爱国运动进行到底。此外，在党的领导下，党员们还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

在英士大学的中共地下党，主要有中共上海局（后为中共杭州市工委）系统、金萧支队系统和闽浙赣区委城工部系统，各系统各自成立了党支部并开展活动，活动重心各有侧重，有的重点是学生运动，有的则侧重开展武装斗争。

1948年12月，刚刚参加革命的施姬周受组织委派回到英士大学，发动知识青年去游击队参军，同时在学校建立了党组织，指定吴复元为负责人，主要是搞武装斗争，他们为游击队策反工作人员提供住所和掩护，还为游击队购买紧缺物资和药品。

他印象深刻的是，在英士大学党支部的掩护配合下，他成功策动驻金华雅芳埠国民党陆军203师609团2营重机枪连排长黄和庆等7人，携带4挺重机枪起义。他还多次秘密去义乌佛堂等地了解敌情，建立交通联络点，布置开展动员参军、策反、搜集情报和采购紧急物资等工作……

党组织及其外围组织的建立，使英士大学学生运动日益深入，成员们组织各类活动传播进步思想，主动团结师生，唱进步歌曲，出版进步刊物，发动群众揭露反动派阴谋，争夺学生会领导权，营救被捕同学，组织收听新华社广播和印发《新华社简讯》，将一批进步学生输送至游击队投入武装斗争，以及迎接解放。越来越多的进步师生团结在党及其外围组织周围。

英士大学学生上街演出揭露“五·二〇”暴行的活报剧。

“英士大学的进步和革命力量挺强大。”浙江师范大学原校长蒋风曾是英士大学农学院学生，他经常跟几个同学一起收听收音机里新华社的广播，了解解放战争的战况。他还组织成立了“大江通讯社”，有五六名学生记者，采写报道并投稿给当地报纸。

1948年下半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先后爆发。同学们十分关心战局发展。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社员陈学平在回忆文章《铁窗脱险纪实》中写道，“臧乃光同志对我说：‘目前战局和国内各方面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国民党反动派已陷入四面楚歌之中。我们要吸引多数同学靠近我们，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战局，我们可以利用学生会开展课余活动，用校方拨给我们的收音机直接收听新华社广播。’我当时是负责宣传工作的理事……于是立即动手找了一个大教室，把给学生会用的收音机接好了电源，等学校自办电厂一送电就播放起邯郸新华广播电台的战局新闻来。头几天听的同学不太多，但不久就愈来愈多了，教室里外都挤满了人。当同学们听到人民解放军获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消息时，都止不住发自内心的欢笑声，这就大大鼓舞了同学们斗争的信心和勇气，我们地下党与广大同学们的心贴得更紧了”。

眼看收听广播的学生越来越多，校方就派人来现场捣乱阻挠。收听不成，学生会就决定改为每天出简讯，由陈学平每天收听后编成《新华社简讯》，他就成了这张油印“快报”的编辑和发行人。这成了他之后被捕的主要罪名。

不屈不挠 坚持斗争

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使反动派更加疯狂，到处搜捕地下党。1949年1月，十余天时间，反动派秘密逮捕陈学平等8名进步学生，将其关到了衢州的监狱里。

学生们受到了严刑拷打，陈学平在《铁窗脱险纪实》这样回忆那残酷一幕：“吊打无效就脱光衣服在天井下冻，然后用烧红的烙铁烙我的腹、腿，直到我晕厥多次，也没有得到一点口供。”

英士大学学生在国民党教育部大院墙上书写的三项正义要求

学生戴昌谟（亦名戴昌木）也是一名地下党员，他在《1949年1月英大“大逮捕”事件的回忆》一文中，回忆了自己被捕的经历：“我等八人被捕，都是校内特务学生盯梢、跟踪，‘衢绥’特务用绑架办法逮捕的。一般总是用布蒙住眼睛，在原地打圈，再用手枪敲打头部，使你辨不清方向和地点，再关入暗室或祠堂棺材中，造成恐惧心理，吓唬你……他们见达不到目的，即先后使用‘乘飞机、老虎凳、猿猴棒、山上吊’等酷刑，直到我因用刑过度而昏厥。”他们入狱头几天，不给放风，不给洗脸。晚上睡觉没有被子，后经再三抗议交涉，才给他们一条旧军毯，允许每天可以洗脸一次。

1949年3月，8人又从衢州被押解到杭州，关在城站红楼，8人关在同一个单间里。他们听到了不少谣言，一说要判死刑，一说要判十几年徒刑。即便如此，大家依然不屈不挠，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坚持斗争，为革命争取活下去，不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

同年5月，8名学生决定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越狱逃跑。5月23日凌晨，他们乘敌人不备，跳楼脱逃。7人成功越狱，只有一人来不及逃走，被带到舟山后才脱险。戴昌谟在越狱过程中，两条腿受了伤，落下了残疾。

据《解放战争时期英大学生运动调查》记载，1949年5月7日，金华解放。同年7月，省军管会决定把英士大学并入浙江大学。最后，总计并入浙江大学的学生118人，自行转学43人，共161人。其余学生，绝大部分是参军参干，其中在新中国成立前直接参加浙东、浙南各游击队的100余人，参加军大三分校随二野进军西南的有200余人，参加华东革大及应征支援东北建设的有近300人。以上三项合计，参军参干的学生有600人左右。同年8月底，英士大学走完了自己的坎坷历程。由此可见，在新中国的革命、建设事业中，无论是对正义的坚守，还是对家国的担当，英士大学学生们以热血与信念，铸就了壮丽篇章。

英士大学学子用行动证明，知识分子的责任不仅是追求真理，更是在民族存亡之际挺身而出。这群青年以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信仰，在金华这片土地上点燃了民主与解放的火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