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之后有万幸——东阳抗战“孤儿”吕松喜的寻亲路

1940年，吕松喜只有7岁，住在绍兴城郊。日寇侵入当时的绍兴县城，他和父母、祖母、哥哥一起逃难，途中，一架飞机呼啸而过，扔下一枚炸弹，躲避不及的父亲被当场炸死。从昏迷中醒来的吕松喜发现母亲、哥哥和祖母都已不知去向。

迷迷糊糊中，吕松喜感觉到自己被一双大手抱了起来。“那种情况下，只要有人带着走，不管是什么人，也不管到哪里，只要能逃离那个可怕的场面就行了。”事后很多年，吕松喜回忆起那段往事，仍觉得是噩梦一场。

吕松喜被这个“在绍兴打工的人”带到东阳八达“黄毛弄”（现黄铺自然村），想给他找个合适的人家，但一连几天都没人要。后来，八达村村民吕汝福得知此事，特意赶到这里，给了那人一些钱，将吕松喜抱回了家。

从此，原名“金帅”的他改名为吕松喜，成了吕汝福的养子。

据村民回忆，1941年前后，常常看到头戴毡帽的人肩挑着竹筐，筐里坐着两三个小孩，有时手上还拉着一个，大的八九岁，小的只有两三岁，四处打听哪户人家没有男孩，哪户人家日子过得好，从而“兜售”这些失去家人的小生命。有些生病的孩子，甚至只要一碗米、几斤玉米粉就可以换到。

山里人是善良的，虽然大家日子都难过，但还是有许多人伸出援手，仅八达村就收养了14个孩子。村民吕梦仓夫妇当时已经60多岁，家里穷得连张床也没有，为了收养一个孤儿，他卖掉了家里唯一值钱的一只羊。

吕松喜是幸运的，他的新家有三个姐姐一个妹妹，家人对他都非常爱护。记忆中，他从来没有因为没鞋穿而赤脚的时候，开明的养父还送他上了三四年学。温暖的生活、亲情的抚慰，使吕松喜走出了战乱的阴影，可是有一件事一直放不下，那就是，终日牵挂的家人不知是否还在人世。

“我的名字叫‘金帅’，哥哥叫‘金木’。”为了有朝一日找到亲人，吕松喜把所剩不多的记忆刻在心里。

新中国成立后，吕松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村集体养蜂。每年3月，他和伙伴带着家当走南闯北，哪儿有花就往哪儿去。养蜂人这个行当不仅待遇不错，更重要的是，可以顺便打听一下失散家人的下落。

此后，吕松喜为了照顾妻女不再出门养蜂，和妻子在家养起了兔子并成为八达乡（后并入东阳江镇）远近闻名的“万元户”。

虽然吕松喜事业有成、家庭幸福，但饱受思亲思乡的煎熬。20世纪80年代初，吕松喜找到好友、时任八达公社干部的吕物华，向他诉说寻亲的念头：“我只想知道我到底是哪里人，是否还有亲人在世。”

在吕物华的帮助下，吕松喜每隔一段时间就向绍兴县的每一个公社发去“寻亲信”，信上诉说的是自己对故乡的依稀记忆：家门前有一条小溪，溪前有一方土坪，很方正，正对着家门的还有一座高高的山。信中还述说了自己在战争爆发前曾经待过“养育堂”的特殊经历。

信件发出后，确实来了不少认亲的人，但他们所说的与吕松喜记忆中的家乡都对不上号。就在吕松喜感到无望的时候，一名来自诸暨县的中年人找上门来，自称是吕松喜同母异父的弟弟。原来，当年他的母亲与他失散后，改嫁到诸暨，还健在。

尽管对方说的情况与记忆中的内容不符合，但听到母亲还活着的消息时，吕松喜还是被打动了。不日，在弟弟的带领下，吕松喜回到了向往已久的故乡——绍兴县（绍兴市越城区城南街道）南门外4公里处的凤凰村。但是，眼前经过岁月洗涤、世事变迁的故乡早已形貌大变。面对吕松喜的疑问，村民的回答充满善意：“那时候你人小，看上去的山也就显得高，现在你大了，看山自然觉得矮了。”

当吕松喜见到已失明的母亲后，所有的疑团都烟消云散了。因为母亲说出了“金帅”“金木”，这两个一直铭记在他心中的名字。

遗憾的是，吕松喜再也无法回到故乡——母亲改嫁他乡，故土已无家园。何况他已是吕家的子孙，养父母的再造之恩不忍辜负。

幸运的是，与亲人建立联系后，吕松喜和生母那边的亲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哪怕在母亲过世后，后辈们也保持着不错的关系，逢年过节经常走动。

有国才有家。吕松喜遭遇了不幸的童年，却也在以后的人生中收获了许多幸运。

如今，92岁的吕松喜和89岁的妻子生活在女儿2011年为他们造的房子里，虽然他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但身体还算硬朗。2023年，夫妻俩同时生了一场重病，在女儿的催促下生平第一次去东阳市中医院住院。出院后，夫妻俩的生活不用他人照顾，甚至每年还能做上百斤的地瓜粉，送给来看望他们的晚辈。

“今年‘五一’，妹妹的儿子带着家人来看过我们。”

“女儿也很孝顺，经常回来看我们，大外孙马上要结婚了，小外孙女8岁，聪明可爱。”

“如果不想自己做饭，可以去村里的食堂吃，不花钱。”

“国家对老人很关心，每月都能收到养老补贴，加一起有六七百元。”

……

采访的最后，说起现在的幸福生活，夫妻俩笑得合不拢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