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80周年·我们的河山】朱玉珍：拿起红缨枪，去打那侵略者

【编者按】

   今年暑期档，一部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电影《南京照相馆》引爆观影热潮。电影中，日本兵一把抓起哭闹的婴儿摔向石阶，血溅在母亲僵硬的脸上，这一幕看哭无数观众。那时，就在距离南京不到200公里的靖江，同样的场景也在真实上演。94岁的抗战老兵朱玉珍告诉记者：“这不是电影，我曾经亲眼看到日军残忍杀害了邻居家的弟弟，还用刺刀举起来转圈玩”。

见证《南京照相馆》场景

   朱玉珍是江苏省靖江市侯河乡（今马桥镇）人，出生于1931年。“我父亲是教书的，所以我6岁不到就开始读书了，比同龄人要早。”朱玉珍说，读了一年多，1937年12月8日，日军侵占靖江，搅得城乡一片混乱，“学校也被日本鬼子烧了，只好被迫停课。我也因此辍学在侯河老家，父亲改业务农”。

   此后几年时间，日军经常下乡骚扰，到处奸淫抢掠烧杀。一天傍晚，日军又突袭侯河，铁蹄声、哭喊声和砸门声夹杂着零星的枪声，乱作一团。“当时我只有八九岁，就偷偷趴在二楼的窗户往外看。”朱玉珍说，她看见一群日军围着不远处的池塘拍手狞笑。日军走后，隔壁爷爷走过来说：“一个逃难的女人，被鬼子围追，跳池塘淹死了。”

  “日本鬼子无恶不作，根本不给老百姓活路。”朱玉珍说，她永远也忘不了邻居一家的惨死。那是一家烧饼铺，老板姓陈，为人善良，做的饼也很好吃。“鬼子冲到他家后，先是强奸了他的老婆，然后又将他哭闹的儿子一刀刺死了。”待日军走后，烧饼铺的老板娘就上吊自杀了，乡亲们的哀哭声撕碎人心，讲着讲着，朱玉珍湿了眼眶。

13岁递交入党申请书

   在朱玉珍的成长中，父亲朱一帆对她的影响很大。“他既是父亲，又是老师，是我爱国主义的启蒙导师。”朱玉珍说，父亲时刻告诉学生，读书不忘救国，还经常自己刻印抗日宣传资料。

   抗日战争期间，朱一帆在乡亲们的请求下，办过学塾带学生。上课时也会灌输救国理念，布置的作文题目，也常与“国与家”“己与群”“苦与乐”“祸与福”等相关。最让朱玉珍印象深刻的，是父亲讲授一篇法国译文《最后一课》的情景。那天，他就像课文中的教师一样，面色阴沉，语气郑重。他说：“我国也有‘阿尔萨斯’和‘洛林’，我们能当亡国奴吗？”同学们个个举起拳头，齐声高呼：“不能！”“中国万岁！”

   1944年，朱玉珍在靖江中学读初中，加入了青年解放团，积极参加学生抗日宣传活动。“我们白天学习，晚上就下村活动，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朱玉珍说，有一次自己一个人夜行往返，眼见不远处的树影摇曳，耳旁寒风瑟瑟，心跳到了喉咙口，只好唱歌给自己壮胆。“红缨枪，枪樱红似火，枪头放银光。拿起了红缨枪，去打那小东洋……”采访现场，朱玉珍给我们唱起了抗战题材歌曲《红缨枪》。

   由于朱玉珍表现积极，当时学校一位姓孙的同学约朱玉珍到教室一角，谈论入党的事，还给了她一张油印的入党申请书，朱玉珍认真地填写了。“我当时才13岁，以为写完申请书自己就是党员了，还很自豪。”朱玉珍笑着说。

6年后如愿成为党员

   1945年，朱玉珍已经是靖江县工作队队员，当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0日晚，我们对靖江城内妄图死守等待援的日伪军发起了强大的政治和军事攻势。”朱玉珍说，现场的人有打枪的，有喊话劝降的，有送饭送水的，有传递讯息的，一派热火朝天。到了第五天，伪警察局长内外交困，走投无路，带着500多人开城投降。

   抗战胜利后，朱玉珍从地方工作者转为一名新四军战士。此后，每年她都会递交入党申请书，1950年，朱玉珍终于如愿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我那天非常激动，和10多名战友一起站在南京雨花台，面对党旗，庄严宣誓”。

   1964年之后，朱玉珍到义乌工作，一直干到退休。“1986年离休后，我还当过居委会主任，做过多年的关心下一代工作，到学校社区演讲，讲当年战争、建设的艰苦岁月与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我们绝对不能忘记过去的屈辱和灾难深重的历史，绝对不能丢掉每个中华儿女对国家、对人民应尽的‘匹夫之责’。”朱玉珍也写了不少文章，还出了一本名为《路途纪事》的回忆录。

   记者去看望朱玉珍的前一天，正好是9月3日。她一大早就穿戴整齐，和女儿坐在电视机前，认真观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直播。听着熟悉的军歌，看着整齐划一的队列和现场的老兵们，朱玉珍的思绪回到了抗日战争年代，她感慨道：“从抗日战场上活下来，又亲眼看到祖国变得越来越强大，真的感到无比自豪和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