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人文｜金华九中陈英燕：苔痕与闪电

□作者：金华市第九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陈英燕

这念头来得无端，像夏日午后墙角悄悄漫上青砖的苔藓，湿润而执拗。我放下手中的书，索性由着思绪飘散开去。

书页的一边，是朱子，紫阳先生。他的文字总是齐整的，像秋收后码好的稻束，一捆一捆，沉实而谨严。他谈“格物穷理”，仿佛教人提着一盏灯笼，在无边的夜色里，一步一步，去照见每一块石头的纹理，每一片叶子的脉络。那光晕是清冷的，也是安稳的，照着一条望不到尽头的路，路的尽头，据说便是那统御万物的“天理”。这条路，走得辛苦，须得屏息凝神，不能有些微的懈怠。读他的书，便如同置身于一座宏大的宫室，阶陛森严，廊柱分明，一切都井然有序，自有其不可移易的位置。你心里会生出一种敬畏，却也感到一种无形的拘束，仿佛连呼吸都得合着某种规矩才好。

眼光转向另一边，便是阳明先生了。他的学问，却好似一道自心底劈下的闪电。那“心即理”“致良知”的呼喊，是何等的直截痛快！他不教你向外去寻那缥缈的天理，只教你返观自身，说那浩瀚宇宙的法则，原就具足在每一个人活泼泼的“心”里。这不像提着灯笼夜行，倒像是刹那间云开月明，清辉普照，万物的影子都朗然现于脚下。读他的书，胸中常有豁然贯通之感，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浑身都轻快了起来。然而这份轻快之后，有时又不免泛起一丝虚怯：我心里的这点灵明，这点“良知”，果真担得起天地万物之重么？

这么想着，王安石与苏东坡的影子，便从历史的深处，悄然踱步出来，与朱、王二人叠在了一处。

那拗相公王安石，不正是一位“格”天下之物，欲“穷”治国平天下之理的朱子么？他眼中有一个完美的“三代之治”的蓝图，那是他心中的“天理”。为了这个理，他推行新法，意志坚定得像一块冷却了的生铁，雷厉风行，不容置疑。他要“一道德，同风俗”，要将天下万事万物都纳入他那宏伟的体系之中。那青苗、募役诸法，在他心中，想必是如朱子所注的经义一般，条分缕析，逻辑严密，不容辩驳的。他走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路，要用一套完美的制度，来塑造一个完美的世道与人心。其中的执着与强悍，与朱子建构理学体系的宏大与精严，气脉上是相通的。

而苏东坡呢？他仿佛是早生了数百年的王阳明。他何尝有过一套严整的学说体系？他所有的，只是一颗真诚不昧的“心”。这颗心，感受着人世间的一切悲欢离合，并将它们化作笔下的烟霞、文字里的波涛。他论事，多凭直感与良知，不见容于新党，亦开罪于旧党，正因他不肯屈从于任何外在的、僵硬的“理”，他只听从自己内心的判断。他被一贬再贬，直至海角天涯，然而所到之处，无不活得兴兴头头。修苏堤，尝荔枝，访僧侣，醉乡野，他说“此心安处是吾乡”。这不就是“心外无物”最生动的践行么？他未曾像阳明那样讲学立说，但他整个的生命，他那在困顿中愈发旷达、在污浊里愈显澄明的灵魂，本身就是一曲对“良知”最美的礼赞。

这么一比，便觉得有趣了。历史仿佛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个回环的迷宫。朱子与王安石，隔着时空，在做着同样一件艰难而伟大的事：为这纷乱的人世，寻找一个稳固的、外在的基石。一个用制度，一个用道德；他们都相信，有一个客观的、绝对的真理存在着，需要人去发现，去遵循。

而苏东坡与王阳明，则在印证着另一件事：人心的力量，可以有多么柔韧，又多么强大。当外部的世界倾颓崩坏，当固有的秩序与道理都显出虚妄时，人还可以退守到自己的内心，在那里建立起一个不为外物所动的丰盈王国。他们是向内开拓的探险家。

天色向晚，漫起一层淡淡的霞光。我摩挲着手中微凉的书页，忽然觉得，这四人之间，倒也并非全然的对立。那执拗于“天理”的朱子，内心何尝没有一份对“心”的探求？那高呼“心即理”的阳明，其“事上磨炼”的功夫，又何尝没有朱子“格物”的影子？正如那刚峻的王安石，也会写出“春风又绿江南岸”这样温柔的诗句；而那旷达的苏子瞻，在“人生如梦”的慨叹里，也未尝不深藏着对人间秩序的忧思。

他们像是站在大河的两岸，彼此遥望。一岸规矩森严，气象恢宏；一岸生意盎然，活泼自在。我们后世的读书人，便是在这两岸之间，乘着一叶小小的舟，左右顾盼，汲取着各自的养分。河水汤汤，映照出两种不同的光明，也映照出我们这些渡河人，脸上那同样困惑而又向往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