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京报馆的前世今生

京报馆旧址（邵飘萍故居）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魏染胡同，是“一代报人”邵飘萍在北京的住所以及其创办的《京报》办公旧址。邵飘萍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秘密党员、中国报业先驱者、中国新闻教育的奠基人。京报馆是其创办《京报》的第三处馆舍，也是他被捕和《京报》终刊的所在地。京报馆作为《京报》编辑部的一部分，对促进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2021年，京报馆旧址（邵飘萍故居）被列为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当年6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1925年10月26日，京报馆正式投入使用，至今已经100周年。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京报馆的前世今生以及蕴藏其中的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在邵飘萍秘密入党暨京报馆落成100周年之际，特撰此文。

北京宣南地区被誉为“京华的根脉”，通常指北起宣武门，南至永定门；东起正阳门，西至广安门这一范围。这里曾是辽南京、金中都的所在地，是北京建城之始，也是京城文化的发祥地。宣南文化作为北京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千年古都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积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

宣南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和北京城市历史密不可分。自辽代在此建立陪都开始，宣南地区就成为了北方各民族交融的重要区域。近代以来，宣南文化更成为了维新思想和革命活动的孕育地。康有为、梁启超在宣南策划维新，谭嗣同等六君子在菜市口英勇就义；从徐锡麟、秋瑾、孙中山、黄兴，再到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诸多中国革命的先烈先贤，都在此留下了生活、战斗的光辉足迹。众多仁人志士站在时代前沿，探求民族解放道路，谱写了一曲曲救国为民、与反动势力奋勇斗争的壮丽诗篇。

宣南地区不仅是传统文化中心，还是新思想、新文化传播的重镇。民国初期，中国新闻（报）业蓬勃兴起。据资料统计，仅集中在和平门至宣武门一带的报社就有近200家，成了宣南一道独特风景线，《京报》就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星。

魏染胡同北口的南柳巷永兴庵，是清末民初北京报纸的集散地和发行枢纽，胡同的东侧则是负有盛名的琉璃厂文化街。每天清晨，北京城内各家报社印刷出的新报纸都会第一时间被送到这里，报贩先

行批量收购各种报纸，然后再分发给手下的报童和零售报摊，由他们走街串巷进行叫卖，这是北京早期新闻报业市场化、规模化运作的一个独特形式。

1916年6月，刚刚结束了在日本近两年半流亡生活的邵飘萍受《申报》社长史量才之聘，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这一年，邵飘萍刚好30岁。历经三年主持《汉民日报》实践和被“逮捕三次，下狱九月”的磨难，经过赴日深造学习和参加护国讨袁斗争的历练，此时的他可谓年富力强。当年7月底，邵飘萍从沪宁站出发，赴京上任，开启了其职业生涯新的里程。正如祖母汤修慧所言：“从此他以青年志士的姿态献身于北京报界。”

邵飘萍初到北京接触到京城的新闻界后，凭借其独特的政治敏感性和洞察力，很快发现，对于一些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大事的资讯，都掌握在国外通讯社手里，国内报纸报道很不及时，又无公正可言。看到中国新闻业被外国通讯社所愚弄的现象，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一个新闻从业者，邵飘萍深感愤慨和耻辱，他认为造成中国新闻业如此不振之根本，是北洋政府执政无能、丧权辱国之策以及新闻界专业人才极度匮乏。

为改变这一局面，邵飘萍身体力行，到北京后马上创办了新闻编译社，这也是中国人首创自办通讯社；发刊《申报》“北京特别通信”；协助蔡元培创办了中国高等教育学府第一个新闻学专业研究社团——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并担任导师。1918年10月，邵飘萍在北京独立创办《京报》，并自任社长。

《京报》自创刊以来，以其独特的办报风格和先进的经营方式，深得社会各界的认同。随着发行量的不断增加，报馆规模也相应扩大。1925年10月26日，京报馆正式迁址到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魏染胡同35号；邵飘萍一家也入住与报馆一墙之隔的34号院；京报印刷厂位于报馆东北端的前孙公园胡同东夹道；新闻编译社也随之一并迁址于此。《京报》成为当时北京报界唯一一家拥有完整经营体系（包括自有馆舍）的报社。

京报馆旧址暨邵飘萍故居平面简图

京报馆占地面积约12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820平方米，为一处包括一栋砖木结构的二层洋楼、两个小四合院的青砖灰瓦四合院。建筑群体现了民国时期比较常见的中西合璧建筑风格，功能区划分明确，报馆与故居间既方便通行又相互独立，各自拥有西向的街门。该建筑群由邵飘萍的好友、《京报》元勋之一的吴定九设计。

京报馆位于魏染胡同的中段。走近京报馆旧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凸显于京报馆南山墙上的“京报”二字。邵飘萍故居位于现在的魏染胡同32号。

故居的大门（街门）

邵飘萍故居院门临街朝西。大门为传统如意门样式，四檩卷棚顶合瓦屋面，檐下作砖质仿木方椽头，刻有万、寿字样，其下为连珠混和灯笼檐，下碱作西洋风格。门内作倒挂眉子搭配花牙子。院门正对着夹道，沿夹道前行即到院落的二道门。这道门具有西洋风格，檐部作冰盘檐搭配连珠混与灯笼砖，门洞为平券。现仍保留的木制门板是百年前的原物。

通道二道门

东部院落南端，横跨东、西厢房有一座由多块门扇组成木制墨绿色屏门，中间是通往院内的门洞，大约一米宽。

该院落坐北朝南，进深二进。一进院北房、东房、西房均为面阔三间，北房西接耳房一间，东接过廊，进深六檩，前出廊，硬山顶合瓦屋面，檐下箍头彩画。

邵飘萍故居一进院

北房三间，其中西侧为邵飘萍的卧室，内有铜床、衣柜、梳妆台等家具；东侧两间为会客厅，设有成组皮沙发、茶几、电话机、书柜、西式吊灯、香炉、留声机等物品，卧室与客厅之间用土黄色木质碧纱橱隔断，这是邵飘萍会见较为亲近和重要客人的场所。

东房三间，靠北侧一间为祖父的书房，内有写字台、电话机、文房四宝、书柜等办公用具，屋内靠东侧有一组沙发。邵飘萍一些重要的文章，如“三一八惨案”发生前后的一些新闻评论都是在此完成的；靠南侧的两间是书房和会客室，内有书柜、沙发、书桌等办公用具。书房与会客室之间设有墨绿色木质隔断墙。靠门窗一侧，则挂有通长的白色窗帘。

邵飘萍故居二进院

西房三间，靠北侧两间，供用餐使用；靠南侧一间为厨房和储物间。东厢房的南侧有一厕所，上面搭有紫藤架；院内南墙根，种有几大盆玉簪，中间对着隔扇门摆放一座假山石，上面有许多苔藓；院内东、西厢房北侧各有一方形花坛；院内为方砖铺地；屋内均为木板地。

沿故居一进院北房东侧的过廊即可来到二进院。过廊的东墙侧常年停放有一辆铜拉杆人力车。邵涓说，据祖母汤修慧回忆，这辆车曾有过载着邵飘萍进入中南海采访的“光荣历史”。

邵飘萍子女（前排右一为邵澄父亲）

二进院有北房五间，东、西房各一间。这个院子是邵飘萍子女们居住的地方，邵澄兄弟姐妹都在此出生。

邵飘萍孙辈（前排为邵澄和姐姐邵涓）

与邵飘萍故居一墙之隔的京报馆旧址，现门牌号为30号。

京报办公楼濒临魏染胡同路东，坐东朝西，面阔七间，是一座灰色西洋式灰砖二层平顶楼房。楼顶建有一圈女儿墙，中部设有旗杆，旗杆基座下端和南侧山墙上各有凸出的“京报”二字，在旗杆基座上刻有篆体的“京报”两个字。

京报馆主楼临街立面用西洋式砖壁柱装饰，一层中间为大门，加古典柱式门廊，门廊上层为铁艺栏杆围合的阳台，与大门左右对称上下两层共有12个隔间窗户，其中左侧因楼梯占用1个隔间，所以左侧上下两层只有5间房屋；而右侧则为6间房屋。一层最北侧隔间为车库，二层中间窗户上方砖墙上刻有凸形“PKINGPRESS”英文字母。

邵飘萍在照片右上角亲书“京报馆新建之编辑部”署名“飘萍敬赠”，并制成明信片，寄给海内外的朋友共享这份喜悦，当时的《京报》上刊发了这张照片。

1925年京报馆原貌

这座凝聚其一生精力的报馆，是邵飘萍立志走“新闻救国”之路上的一座新的里程碑。

报馆大门前出石台阶三级，木质门板两扇，外侧加装铁质伸缩门。门楣上镌刻有“京报馆”三个大字,上款为“民国十四年”，下款为“振青题”字样，

并覆以暗红色油漆，其字体俊秀洒脱又不失遒劲的风骨，乃邵飘萍亲书。

步入主楼大门，门廊内吊挂西式和中式木楣，门廊左侧为门房（传达室）；右侧为营业窗口，百年前制作的“营业部”三个大字仍完整清晰地保留在门廊右侧墙上。门廊北侧为木质楼梯通往二层及屋顶。

京报馆营业窗口

门廊内营业窗口分外醒目，主要是接待不同的读者、订户和承接广告等业务。为了扩大报纸的发行量，《京报》还在兴庵特设直营发行点。为了进一步改进服务质量，《京报》曾发表启事：“本报欲读者诸君先睹为快，特雇用脚踏车夫多人。分途速送，准于9点以前送到”。这一办法自1921年7月施行以来，深受读者欢迎，以致送报人陆续增至数十人。邵澄说，关于京报的组织运营一事，祖母汤修慧曾有过如下描述：“复以公利用在朝日新闻社服务之余暇，肆力于新闻之学，并实地研求此日本新闻界大权威组织运用等。京报一次复活时，辄出其心得，于可能范围之内，对京报馆内部之组织，编辑之方法，新闻之搜集，排印之体裁，无不尽量革新。故出版不久，俨与久握首都舆论界牛耳之二三，报馆争雄竞长，公不特富于组织力，其个人治事之勤敏，察物之精审，机杼之灵活，议论之透彻，一时莫之与京。京报日益发达，公声誉亦日隆。”

京报馆传达室

改革促进了发展。京报发行量快速增长，日发行量攀升至万份之上。业务上的扩展，使得原有报馆办公条件捉襟见肘，所以从1921年5月到1925年10月，馆址先从创刊时的前门外西河沿三眼井胡同37号迁至到琉璃厂小沙土园21号，再迁至到宣武门外骡马市魏染胡同35号。不到5年时间，京报馆连续两次迁址，

且报馆条件不断得到改善，邵飘萍与时俱进的新闻理念和先进报业的经营思想，以及卓尔不群、超强的个人能力，是《京报》得以快速发展的关键所在。

沿着门廊北侧木质楼梯来到报馆二楼，这里是《京报》运营管理中枢。办公室东、西侧都有窗户，采光和通风条件很好。上楼后分为南北两侧套间，其中北侧有两间办公室，供编辑部人员使用；南侧依次是阳台，会议室里和社长办公室，它们之间使用木质隔断相隔。对于一些重要的稿件，在社长的主持下，通常都要在这里研究讨论后才可定稿、排版发行。

社长邵飘萍的办公室

回到一楼，通过门廊北边的影壁墙两侧的门洞就可进入西部院落。这是北京传统四合院，院落坐北朝南，进深一进，北房、东西厢房和南房均为面阔三间，进深五檩，北侧正房东西两侧接耳房。

会议室

院内北房及东西房为编辑部、新闻编译社所用。北房后山墙开有大门直通院内的运输通道和一小花园，便于货物的运输和工作人员散步休息。

京报馆西路跨院

南房为营业部、广告部用房。院内有两处通往东路跨院的通道，这是祖父邵飘萍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路。

1924年冬到1926年初，中国政局风云变幻，军阀混战愈演愈烈。这是邵飘萍职业生涯中最为繁忙和最为艰险的一段时期，他以非凡的智慧应对错综复杂且多变的时局。

这一时期，列宁和孙中山相继逝世，《京报》均给予大篇幅的报道，借此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新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支持北伐；从支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到力助郭（松龄）、冯（玉祥）联合反张（作霖）；再到积极声援“五卅惨案”和“三一八惨案”而引发的爱国主义运动，邵飘萍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将生死置之度外，以笔为戈，与帝国主义、反动军阀进行着殊死的搏斗。积极配合中共北方区委，宣传党的各项主张，唤醒民众。邵飘萍以其特殊身份、特殊的方式，践行着一个秘密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义务。

两院之间通道

据家人回忆，那段时期，他们有时很多天都难见邵飘萍一面。邵飘萍的挚友，著名政论家张季鸾曾撰文：“……最后晤飘萍，为十四年秋，颇讶其消瘦，于已知其过劳。”由此可见，邵飘萍那段时间工作的繁忙程度以及他尽显疲态的健康状况。正因如此，祖母汤修慧和众多亲朋好友和同乡同事都看在眼里，希望找个机会让他放松一下，以缓解工作带来的精神压力。

在京报馆邵飘萍生平事迹展二展厅北墙上，悬挂有一幅祖父邵飘萍的书法遗墨。这幅遗墨背后有一段故事。

这幅作品正文是唐代诗人杜甫的《野望》：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万里桥。

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

惟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

跨马出郊时极目，不堪人事日萧条。

落款处题有：戊午端阳，慧子嘱余书数语补其所制余幅，余以天涯方不胜身世之感，因录杜工部诗以进。得垂笑为牛衣对泣否乎？署名：飘萍

邵澄在介绍祖父邵飘萍的书法遗墨

旧时的文人墨客，逢年过节或遇重大事件，常喜欢吟诗作画，泼墨抒怀，以表心境。邵澄说，从落款中不难看出，这幅字是祖父作于戊午年端午节（即1918年6月13日）。那一年端阳日，祖母汤修慧写了几幅字，想请祖父也写幅字与其相和以补齐余幅。当时，祖父的身份是《申报》驻京特派记者和北京新闻编译社社长，想到近几年和祖母一起走过的不平凡经历，他特意选择了录制杜工部诗《野望》，全诗充满了忧愁、孤独的情绪。

祖父邵飘萍之所以选择录制这首诗，是对诗作者的“天涯沦落人”处境触景生情。杜甫抒发的情感，与祖父的经历和内心感受，产生了某种共鸣。他似乎以诙谐的口吻调侃祖母，回首二人在身处艰难困苦的逆境中，几经生离死别、不离不弃、共克时艰的经历是否也可喻为牛衣对泣？字里行间充满了这对报人伉俪之间浪漫乐观的情调，至今读来仍别有一番感受。

当年邵飘萍初到日本，立足未稳，又遇夫人身患重病、乡下老家急需用钱、自己日常生活入不敷出等难题，经济上遇到了空前的拮据。困境中的邵飘萍，在艰难中磨炼自己的意志。他在日本攻读法律政治专业，努力学习国外先进的新闻学理论。他与几位同学共组“东京通讯社”，为京沪报纸提供资讯，同时兼任《时事新报》通讯员。这一期间，邵飘萍拜访了孙中山、黄兴等，结识了李大钊、章士钊、潘公弼等进步人士。这些交往对邵飘萍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人后来还和他成为了同事和挚友。

时光飞逝，转眼百年。回顾这段历史，透过这幅遗墨中的故事，可以看到一生励志“新闻救国”的邵飘萍，面对一次次困境，却从未退缩消沉，而是以更加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敬业精神，去实现自己的终身志向。

1925年10月26日，恰逢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借《京报》乔迁新馆之际，大家一起为祖父过40岁生日，这是邵飘萍一生中唯一一次在公共场合的庆生活动，这也是他生前的最后一个生日。

那一天，对于祖父邵飘萍而言，一是过生日；二是他一生中最为钟爱的《京报》也正式迁入的新馆舍，可谓是双喜临门。当天，在京报馆西路院落前庭搭建了一个临时戏台，梨园界好友马连良、韩世昌、程砚秋、荀惠生等名伶都前来祝贺。当晚的开锣戏一反常规，由马连良率富连成班底出演《开山府》，马连良饰演的邹应龙，唱念做打俱佳，特别是在“打严嵩”一场，更是表演得令人拍手叫绝。

邵飘萍与马连良关系非同一般。早在上世纪初，马连良作为京剧界老生行当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崭露头角，酷爱京昆艺术的邵飘萍就经常观看马连良的演出。他曾在《京报》和上海的多家报纸撰文，支持和鼓励马连良在艺术上的革新，并称赞他为“须生泰斗，独树一帜”。两人的交往很密切，马连良视邵飘萍为良师益友，他因此也是京报馆的常客。

《开山府》这出戏说的是明嘉靖年间，奸臣严嵩父子当道，专权纳贿，残害忠良。自陷杀杨继盛（椒山）等后，朝士侧目，无一敢言者。忠臣御史邹应龙，心怀对奸臣的痛恨，乘机设计挫辱严嵩，且打且骂，淋漓尽致，一解胸中愤恨……

祖父邵飘萍一生崇尚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正是出自明嘉靖年间被奸臣严嵩迫害致死的著名谏臣杨椒山之手。马连良之所以选择这出戏开锣，不得不说其用心良苦。而对于此番用意，邵飘萍自然也是心领神会。

随后，荀慧生、韩世昌、马富禄、程砚秋等纷纷登台助兴，大轴是马连良、朱琴心、姜妙香等合演的《御碑亭》。当天的庆生活动一直持续到后半夜，亲朋好友欢聚一堂，邵飘萍和大家一起愉快地度过这个美好的夜晚。

1926年4月18日，奉、鲁联军进入北京，张作霖早就对邵飘萍怀恨在心，欲除之而后快。24日傍晚，邵飘萍由报馆返回东交民巷六国饭店途经魏染胡同南口时，遭到北洋政府警察厅侦缉队围捕，同日《京报馆》遭查封。4月26日凌晨，邵飘萍被奉系军阀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秘密杀害于北京天桥，时年40岁。

1928年，北洋军阀政府垮台，祖母汤修慧即在当年6月12日二次复活《京报》，并继任社长。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军阀侵占北京。7月28日《京报》被迫停刊。就此，《京报》走完了她历经19年不凡的风雨历程，但邵飘萍、汤修慧这对报界伉俪以及他们所创办的《京报》，在中国新闻和报业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追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

1984年5月，京报馆旧址（邵飘萍故居）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1986年3月2日，祖母汤修慧逝世，与祖父邵飘萍合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前夕，京报馆旧址（邵飘萍故居）完成修缮，并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和红色传统教育基地对公众开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