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放下手机到服务百家：一对义乌夫妇的公益路

四年前，家住义乌市北苑街道拥军社区的吴春仙和王华松夫妇做了一个改变生活轨迹的决定：减少看手机的时间，把精力投入到一件更“费力”的事——做公益。

当时，他们创立的“义乌市同修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刚刚起步，第一年的全部收入是18万元。四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变成了368万元。这不仅仅是一个财务数字的增长，更记录了一段从个人善心到专业事业的扎实旅程。

吴春仙的公益缘分始于2016年。那时，她还在通信行业工作，为了培养孩子的社会责任感，她带着孩子参加了一次公益活动。没想到，这次体验深深打动了她自己。从此，她成了一名活跃的志愿者，并逐渐开始组织活动。

真正的转折点在2020年春节。除夕夜，全家正吃着团圆饭，她看到志愿者群里有很多老年志愿者在疫情封控后的小区里值班，有些人连基本的防护都不够。作为一名党员和有经验的志愿者，家里人一致支持她：“你应该去。”大年初一，她就走出家门，开始了全职志愿服务，常常从清晨忙到深夜。

这段经历让她看到了一种更深层的需要。2021年，在社区和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她正式注册成立“义乌市同修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注册时，机构只有她一个人。她回忆说：“我们开了家庭会议，决定把这当成一份事业来做，而不仅是零散的志愿活动。”

吴春仙过去在通信行业工作，那个行业的核心是利润和生存。进入公益领域后，她发现逻辑完全不同。“做公益要‘既看事也看人’。”她说，首先要考虑的是社会效益和机构使命，而不是能赚多少钱。有时候，即使有项目经费，如果觉得效果不好或者不符合机构的追求，他们也会选择不接。

中心成立后，第一笔资金主要来自公益创投和小额服务购买，虽然不多，但支撑起了最初的工作。如今，机构的资金规模已达到368万元，其中约七成来自政府购买服务，并且这个比例还在逐年增长。吴春仙坦言，他们希望未来能把政府购买的比例降到50%以下，这样机构的抗风险能力会更强。

在义乌，像他们这样的社工机构有十几家。谈到自己的团队有什么不同，吴春仙觉得最核心的是“总想多做一点”。她举了个例子：2022年8月义乌封控期间，他们承接的社工站项目原本要求3至4人在岗，结果她的7名员工全部选择留下坚守，成了当时全市唯一一个从头到尾全员在岗的社工站。“我们不满足于只是完成合同上写的条款。”她说。

目前，吴春仙的团队有28名全职员工，他们负责运营3个镇街社工站和1个社区项目，服务重点围绕老人、儿童和残疾人展开。每个社工站有3到4名员工，他们的工作非常具体，比如走访困难家庭、组织社区活动、提供心理支持。

吴春仙要求团队的工作必须“扎实”。她不喜欢“走马观花”式的走访，要求社工每次出去都要有明确的目的，回来要有具体的结果。每周，员工都需要提交详细的工作清单。

为了把机构做得更规范，吴春仙很早就聘请了全职的财务人员，还专门从北京请了专业团队来做财务督导。即使是在机构规模还很小、员工不到10人的时候，她每年在财务人力上的投入就有八九万元（包含社保）。这份对规范的坚持得到了认可，当地民政部门在财务抽查时给了他们很高评价，还组织其他社会组织来参观学习。

“严格的监管对我们是好事，”吴春仙说，“它能帮我们避免很多不合规的麻烦，让工作更有秩序。”

谈起这几年遇到的困难，吴春仙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专业人才难找，尤其是愿意长期在公益行业扎根的人。她的团队里虽然有22名本科以上学历的专业社工（包括6名研究生），但她自己只有大专学历。如何吸引和留住人才，是她经常思考的问题。

2024年初，机构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外援”——他们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童小军教授担任督导。童教授在儿童社会工作领域非常有经验，她的指导让团队在处理复杂个案和构建服务体系方面，思路清晰了很多，也更有信心了。

每周二晚上，是机构雷打不动的“夜学”时间。大家聚在一起学习专业知识、交流工作经验，或者练习怎么带活动、怎么做汇报。这既是一个学习平台，也让分散在不同项目点的同事们有了团聚和交流的机会。

关于未来，吴春仙有清晰的计划。她希望在接下来的一到三年里，打造出自己的品牌服务项目。在业务上，他们会更专注于儿童服务领域，甚至希望未来能孵化出一个专门的儿童服务机构。在地域上，他们打算先稳稳地扎根义乌，等条件成熟了，再考虑向其他地方拓展。

从18万到368万，变化的不仅是账本上的数字。对吴春仙和王华松来说，这四年意味着把一时热心的善举，变成了一份可以持续经营的事业；把服务他人的意愿，转化成了专业系统的行动。在被称为“世界小商品之都”的义乌，这对夫妇用另一种方式，诠释了“价值”的含义——它不仅在于创造了多少财富，更在于温暖了多少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