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评丨浙商为何喜欢捐大学？

绍兴大学 供图

3月19日，申洲绍大发展基金在绍兴大学捐设成立。一个“小目标”，来自绍兴人马建荣的个人捐款，他掌舵的申洲国际是全球最大的针织服装制造商，总部在宁波，早在2005年已经在香港上市。

根据“绍兴发布”报道，基金将专项用于设立申洲人才基金、申洲奖教金、奖学金和申洲出版基金，助力绍兴大学学科专业建设、完善校园基础设施、内涵式发展。

仪式上，马建荣受聘担任绍兴大学发展委员会主席、绍兴大学荣誉教授。

有没有发现，浙江企业特别喜欢在教育上砸钱。早年是盖楼，“逸夫楼”遍布高校；现在直接出资建大学。这里面有啥讲究？三个故事，或许能看出点门道。

第一个故事，彰显着义利并举的浙商精神。

去年8月，宁波东方理工大学迎来首批74名“创校”本科生，这所大学就来自浙商捐款。

2020年，豪威集团创始人、中国半导体领军人物虞仁荣，宣布捐资上百亿元，创办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此后，他多次给学校捐股票，累计价值超60亿元。最近一次就在去年12月，单笔市值超36亿元。

“我一直引以为荣的，是与叶澄衷、包玉刚先生同村。”虞仁荣曾说。百年前，叶澄衷曾拿出3万两规银，办叶氏义庄，收贫寒子弟读书；改革开放后，包玉刚捐资2000万美元，创建宁波大学。他们都来自宁波镇海钟包村。

一村两大学，一时传为美谈。

在学校开工仪式上，虞仁荣动情地说：“在毕业以后的经商生涯里，在家乡办一所好学校是我的梦想。”

浙商喜欢给大学捐钱，正映照着“义利并举”的精神底色：以义为先，以利济世，反哺乡土、兴学育人。

第二个故事，归结为一种长远投资的战略眼光。

今年1月，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把“支持钱塘大学筹建”写进2026年重点工作。

钱塘大学，早有风声。2024年12月，中共杭州市委十三届八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将推动筹办“钱塘大学”。一个月后，农夫山泉年会，董事长钟睒睒宣布：未来十年，捐400亿元，用于筹办“钱塘大学”。

去年6月，杭州市政府和他发起的杭州市钱塘教育基金会正式签了合作办学框架协议。

学校要办成什么样？官方说法是：高起点、研究型、国际化、小而精。目标是培养战略科学家、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

这跟杭州当下的方向高度匹配——这座城市正往科技创新上押注。一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就是最好的“人才蓄水池”。

企业家对趋势最敏感。他们办学，往往不是泛泛地支持，而是带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投入的不是钱本身，而是人才、技术、创新生态，是一座城市、一个产业的未来。

第三个故事，闪耀着一种“敢为天下先”的企业家精神。

西湖大学从无到有，只用了短短三年，它的诞生离不开一群甘冒风险的企业家。

2020年底，西湖大学尚在起步阶段。海亮集团创始人冯海良却在这时签下一份捐赠协议，支持这所“从零开始”的大学。

五年后，他的儿子冯橹铭接过这份“情谊”。2025年11月，海亮股份再次向西湖大学捐赠，并共建“先进金属材料与制造联合实验室”。冯橹铭说：“合作不仅是双方发展理念的共鸣，更是双方基于共同愿景和深刻信任，开启深度合作征程的里程碑。”

西湖大学本身就是一次“冒险”。它不设围墙、没有编制、打破传统评价体系，试图用全新的机制探索中国高等教育的另一种可能。

他们投给西湖大学的，不是“确定的回报”，而是“信任的一票”。这份敢于在不确定中下注的勇气，与浙商“敢为天下先”的气质一脉相承。

三个故事串起来，能咂摸出点味道。

这是一场代代相传的接力。

叶澄衷当年捐建的叶氏义庄，后来成了中兴学堂，走出了包玉刚、邵逸夫、包从兴、赵安中等助学浙商。当年包玉刚回村捐校时，村民夹道欢迎，人群里就站着年幼的虞仁荣。

包括包氏教学楼群、邵逸夫图书馆在内，宁波大学里以“宁波帮”人士命名的建筑共有70多幢。

把个人财富和家国命运绑在一起，这种格局，让捐款超出了慈善本身，成为一种有远见的战略投资，并且深深嵌入浙江教育和经济的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