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学笔触勾勒名将形象

一

细读《王彦超传》（2026年1月，中国华侨出版社），心中生发一个疑问：在群星璀璨的义乌名人谱里，王彦超有没有一席之地？

书架上有一册《义乌名士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从头至尾找不到王彦超的名字。再翻沉甸甸的《浙江文史记忆·义乌卷》，还是没有涉及王彦超的片言只字。

暗自思忖，此乃正常现象。因为王彦超虽是五代、宋初的四朝名将，却并非土生土长的义乌人。至于他为何会选择义乌作为“最后的家园”，有一篇网文从人文、地理和环境三方面给出理由，还是颇有见地的。

我给王光助发去微信，问他网文作者“麒念舞”是不是他的笔名，收到的回复是否定的。他说，这篇网文“盛赞王彦超的智慧和才能”，他是“非常同意”的，“但在叙述史实方面尚不够严谨”。譬如，黄巢起义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其时王彦超尚未出生，网文却说他是“一个见过唐末黄巢起义……的沙场宿将”，显然与史实不符。

这一网文还写到，王彦超是在“开封去世的”，“他最后的请求，是将自己葬回一个地方——婺州义乌县明义乡玉门岗”。倘若网文说得没错，那么王彦超对义乌的地理环境是相当熟悉的，至少下葬之地“玉门岗”是他自己看中的风水宝地。可是，事实呢？

《宋史·列传·王彦超》只写了王彦超的功绩、为人，并无“卒于开封”之记载。所以，我更认可王彦超后裔、冰心散文奖获得者王国益的文字：“公元983年，王彦超毅然放弃京都的优裕生活，辞别昔日的僚朋，放下人生的羁绊，携其眷属，风尘仆仆地踏上了南迁之途。一家人经绍兴到义乌，选择在尚阳王村落脚。后人又迁居至五指山麓的前川村。”（《前川梦吟》，载2015年6月19日《浙江日报》）

从落脚到离世，王彦超布衣粗食，晴耕雨读，已在义乌“前川”遁隐三年。换言之，“前川”是个地名，但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不单是一个地理名称，更多的是一个人文概念。

王光助生于斯长于斯，对先祖王彦超的认知与宗亲王国益是完全一致的。所不同的是，王光助创作的《王彦超传》是长篇历史小说——从《名将出生》起笔，到《名将逝世》收尾，42章21万字，“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比王国益的散文《前川梦吟》有更大的创作空间：“雍熙元年（984），王彦超率全家从会稽徙居婺之义乌赤岸折桂里水月塘旁王村……公元986年初，王彦超寒热数天，退热后仍咳嗽不止……次日是清明大节……老爷魂归西方……安详睡去如回家一样。”“金华府刺史见报，急写奏章八百里加急送与宋太宗。宋太宗见报异常哀伤……命金华府衙代朝廷前去吊唁抚慰。”

王彦超之墓建在王村中轴线上，是王彦超生前依据地形地貌设计的——从南向北，凤林山、水月塘、水月祠依次排列，不铺张却规整：“墓占地半亩许，正面朝西，墓丈余见方，墓面两侧各有石柱一根，中为墓碑，上书‘邠国公王彦超墓’。”

二

汪曾祺说：写小说，写的是回忆。

王彦超呱呱坠地时，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年代之一：五代更迭，十国割据，今日的节度使，明日就可能身首异处。王彦超亲身经历了这一切——12岁从军，跟随后唐魏王李继岌征蜀，亲眼目睹主帅在政治斗争中遇害；侍奉过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见识过“儿皇帝”的屈辱；在后周郭威、柴荣麾下屡立战功，参与过决定中原命运的高平之战。

掩卷而思，《王彦超传》以史为纲，以典型人物、事件、场景及其历史关系的讲述为中心，用心讲述五代、宋初的历史故事，构成作者王光助在这部作品中一以贯之的行文方式，颇有古代章回体小说的韵味。

真实性与文学性相统一，是传记创作最本质的特征，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任何虚构都是不允许的。如此说来，传记中的“文学性”是如何生成的呢？从对有效信息的甄别、提取、整合，到对内容和篇章结构的反复取舍、酝酿、剪裁，再到对讲述视点、呈现方式和文体样式的选择、磨合、使用，都是“文学性”生成的重要来源。而“文学性”的有无或浓淡，又是衡量一部长篇传记文学作品价值大小的重要标志之一。

以此而论，王光助在创作《王彦超传》时严格遵循传记写作的底线，即一切以史实为基准，历史、人物及其关系不能虚构，更不会篡改。在此前提下，他又特别青睐讲故事的方式方法，对历史事件条分缕析地归集或叙述。

譬如，“杯酒释兵权”是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折射出王彦超“深谙进退，明哲保身”的生存智慧。倘若不读原文，许多读者和我一样，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为“杯酒释兵权”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先内后外分两步进行的：第一次是公元961年，针对禁军将领。宋太祖赵匡胤召集石守信、高怀德等高级将领饮酒，以委婉方式劝其交出兵权，顺利解除中央禁军的威胁；第二次是公元969年，赵匡胤故技重施，宴请王彦超、武行德等手握重兵的地方节度使，劝其退休养老，从而消除了藩镇割据的隐患。在演绎这一历史典故时，王光助讲究铺垫、节奏、层次，努力做到脉络清晰而又不失“故事性”。同时作者又注重对情调、场景氛围的渲染或营构，完美凸显王彦超审时度势、急流勇退的“智者”形象。（《杯酒释兵权》）

又譬如，赵匡胤早年落魄时曾投奔王彦超，却被王拒之门外。称帝之后，以“宽仁”自居的赵匡胤竟旧事重提，所幸王彦超听出了弦外之音，急中生智，降阶顿首曰：“勺水岂能止神龙耶！当日陛下不留滞于小郡者，盖天使然尔。”在《立家规，三代隐居不扬名》中，王光助对这几句话开展了谨慎而有限度的想象——有渲染，有细描，有特写。如此叙述虽未必完全等同于历史场景，却又是合乎情理的。

还有，《示儿》是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绝笔，写于宋宁宗嘉定二年（1210）。王光助巧妙将其拿来，通过场景转换，达到移花接木之效果：王彦超去世前一天，曾在凤林山上面北而坐，忽然想起“宋军伐辽大败”一事，“主将杨业被俘绝食而亡”，不由得悲从心来，老泪纵横地对陪同在侧的儿子说：“中原边民受凌，国耻难忘，愿我大宋同仇敌忾，早日北定，至胜日勿忘告父，吾之愿也。”话语虽然不长，王彦超爱国忧民的焦虑却跃然纸上。

三

书写名人传记，通常被圈内人士称作“走钢丝”——史实与艺术之间的平衡。

读作品，也是在读作家。王光助1948年出生，1969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看其履历，文字工作并非专长。然而，王光助“走钢丝”，却是驾轻就熟，一点也不逊于某些专业作家。

2022年，74岁的王光助开始文学创作，3年后成功推出一部以浙中山区几对男女青年成长、婚姻为主线的长篇小说《新生之路》，出版社给予的评语是：“作品以锐利的洞察触及时代精神内核，以沉静的笔触引发广泛共鸣与沉思，展现了文学穿透人心的力量。”

王光助是王彦超第36代孙，但凡与先祖有关，无论是坊间口耳相传的轶事，还是宗谱上详细记载的文字，他都很感兴趣。在他看来，先祖王彦超“在四朝更迭中得以善终，并让家族在义乌开枝散叶，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一套乱世中的生存哲学”。

王彦超是一位有血有肉的“儒将”，既有武将的勇猛与忠诚，又有文臣的仁爱与谦逊；既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又有急流勇退的清醒。或许，王光助正是被这种超乎寻常的人格魅力所折服，才萌发为王彦超写一部传记的意念的。而且，因为有了《新生之路》作铺垫，他亦知晓这是一场极富挑战性、极具难度的文学创作活动——从知识储备、史料梳理、篇章构思，到落实于纸面或电脑屏幕的具体写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能轻松，都需要身力和心力的双重合作与艰辛付出。

在苦等《新生之路》出版的日子里，王光助系统梳理了唐末、五代、宋初的历史文献，摘抄、甄别与王彦超有交集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详细了解王彦超所处时代的衣食住行、战争官衔等专业知识。其中，细读的书籍有《二十四史》《新唐书》《五代史》《宋史》《资治通鉴》《中国通史》等15种。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也没有白读的书。书读多了，表达的欲望也就越发强烈——王光助“青春焕发”，上午伏案创作3小时，下午再续写2小时，2个月便完成初稿，又花8个月修改、补充和考证。

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用心血凝结而成的。在我看来，王光助勾勒的王彦超形象真实可信：一是无限接近本源性的历史真实，以及有限度地依靠想象和虚构而生成的艺术真实，两者交相辉映；二是依靠文献发掘、整理和研究所得来的“文献真实”，无不经过比对、核查；三是由亲临其境、田野调查所累积生成的“客观真实”，以作家视野和经验所淬炼出的“审美真实”，难分彼此。三种“真实”交融互济，让“活化”了的王彦超从故纸堆中走出来，站立在阳光下，接受崇敬与膜拜，功莫大焉。

四

“我写的是名人传记，就要有史学家的诚实。”王光助坦言：“有关王彦超的民间传说，包括宗谱上的记载，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原貌的，但也有一些明显的差错和矛盾之处。譬如，说王彦章是王彦超的兄弟，王彦超曾任越州节度使等等，其实是不存在的。”“把不存在的东西，即便那东西是荣耀和光环，强加给历史人物，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历史人物是复杂的，也是多面的。王光助以文学笔触勾勒的王彦超形象，是否客观逼真，读者自会评说。令人感佩的是，王光助以古稀之年敲击键盘，尝试写作，无疑是一次艰苦的精神寻根——对王氏一族乃至中华民族而言，都是特别值得言说的。

优秀的作家，能在文字中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