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碑辗转归乡 牵出举人笔墨往事

老屋的凤尾竹已经长到三四米高，风过叶摇，沙沙作响。

“它年纪可比我大得多。”77岁的叶梅珠在19岁时嫁到汤溪镇下新宅村，便一直住在这栋老屋，“树是我老伴的爷爷种下的，那一年他中了举人，买回来一株凤尾竹”。

叶梅珠老伴的爷爷叫戴鸿熙（1870—1928），是下新宅村历史上的名人。这个春天，随着戴鸿熙撰写碑文的石碑重回村落，这位晚清举人的故事，再度被村民们细细念叨。

寻回石碑 宗谱印证渊源

1924年的下新宅村，墨香绕着宗祠。

这一年，戴鸿熙的晚辈在村里修建了明德堂，邀请他撰写碑文。戴鸿熙欣然接受，将建祠的缘由、漫长的历程，还有家族的传承与精神寄托，一一写下。这方石碑，此后便嵌在明德堂的墙上，守着戴氏族人的晨昏。

几十年后，明德堂失火倒塌，石碑被变卖，几经转手。

转机，来自从下新宅村走出去的戴彬。近些年，戴彬闲暇时偏爱研究古建筑，去年年末，偶然听闻这方刻有戴鸿熙笔墨的石碑，多方探听、辗转寻访，最终将石碑买回。

知道石碑被寻回，81岁的村民戴立成匆匆赶来。他的爷爷和戴鸿熙是兄弟，他唤戴鸿熙一声“二爷”。戴立成拿来宗谱，上面完整记载着明德堂的碑记，内容和眼前石碑上的一模一样。

戴立成说，同是1924年，二爷还给一座桥写过碑文。此桥名高义桥，横在莘畈溪上，连接着高义村和下新宅村。高义桥长约60米，八墩九孔，指南方向雕刻有雄鸡、雄鹰和鹞子。桥头立有石碑，碑文由戴鸿熙撰写。

汤溪小学退休教师赵风富仔细研究过这一方石碑，他介绍，碑文讲述了桥的地理环境及建筑情况，并描写了村里人为建桥奔走的情形：“岁壬戌，丰君一清、禄贵、之藩、之纲、致和、之垣、之翰、育桢、曹君建寅等始议易之以石，并率其族人先捐巨款以为倡，于是邻里好义之士相与响应，亦皆量力佽助，遂以是岁仲夏，鸠工兴造，越癸亥季冬而工告竣，凡费银元四千有奇……”

石碑上还记着捐款明细，戴鸿熙也捐了60元。

归乡扎根 躬身桑梓传文脉

叶梅珠住着的老屋，便是戴鸿熙的故居。戴鸿熙生于此，长于此，最终也归天于此。

故居位于下新宅村的北边，离村中的千年古樟不远，青砖黛瓦被岁月浸得泛着旧色，墙体已有些斑驳。堂前的天井，地面上铺着清一色的青石板。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戴鸿熙高中举人，买回一株凤尾竹，栽在天井。乡人说，凤尾竹能带来好运和福泽，这株竹也成了戴鸿熙中举的见证。

如今，当年的一株竹已分枝长出三株。叶梅珠守着老屋大半生，看着凤尾竹一年年长高。

下新宅村以戴氏为大姓，数百年间重学兴文，“下新宅笔头”的俗语流传至今。

关于戴鸿熙的故事，回到下新宅老家居住的退休媒体人戴建东也熟悉。“几年前，寺平村重修《兰源戴氏宗谱》，邀请我写一篇序，在翻阅百年前的旧谱时发现当时序的落款是‘下新宅村举人戴鸿熙拜撰’。”戴建东觉得，这是一种缘分，便慢慢知晓了这位乡绅名流。

（右边为戴鸿熙）

戴鸿熙，字乐真，中举后东渡扶桑，就读于日本法政大学。回国后，他历任宁波儒学训导兼教谕、汤溪县官立九峰高等小学堂（汤溪小学前身）堂长、汤溪县修志局局长，民国时期曾主编《汤溪县志》。此外，他为汤溪县不少姓氏的宗谱写《续谱序》。

民国初年，“今玉”剧团来村演出，戴鸿熙与几位学识渊博的侄儿同去看戏。侄儿们邀他创作对联，并将“今玉戏场”嵌入联中，他略加思索，吟出“今朝世界千般戏，玉石分明一下场”。

在汤溪镇陶寺村的忠烈祠内，有戴鸿熙题的诗：

《赞忠烈公》

旧苻不靖括山阳，佥宪陶君姓氏香。

杀贼雄心驰震电，捐躯壮节厉冰霜。

专祠合有褒忠典，三寨长留赴敌场。

千古英灵此关隘，白云犹作战旗张。

下新宅村的宗谱里，还记着两份关于戴鸿熙的荣耀：光绪二十三年，浙江巡抚廖寿丰题匾“选元”；光绪二十八年，浙江巡抚任道镕题匾“文魁”。

戴建东说，戴鸿熙归乡后延续了传统士绅“教化乡里、服务桑梓”的职责，积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以学识为依托，在乡中主持教化、调解纠纷，成为连接官方治理与乡土社会的重要纽带。“家族后人希望戴鸿熙的故居能在保护中发展，在利用中传承。其蕴含的举人文化与乡绅精神，能与村落古樟、戴氏宗祠等资源联动，形成独具特色的乡土文化体验场景。”

戴鸿熙的事迹未被详尽载入史册，却在村落记忆与宗族口述中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