椎心泣血《京报》魂——邵飘萍嫡孙邵澄讲述百年京报馆的前世今生

邵飘萍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秘密党员、中国报业的先驱、中国新闻教育的奠基人，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做出过突出贡献。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魏染胡同的京报馆旧址，见证了《京报》从创刊到几次复刊，以及发展壮大和最后终刊闭馆的艰难曲折，也见证了邵飘萍和汤修慧这对“报界伉俪”在腥风血雨的北京铁骨铮铮，无所畏惧，以笔为戈，以《京报》为阵地，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全过程。

今年是“一代报人”邵飘萍诞辰140周年，牺牲100周年。记者跟随邵飘萍嫡孙邵澄一起走进京报馆旧址博物馆，听他讲述京报馆的前世今生和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市西城区魏染胡同30号和32号，是著名的京报馆旧址，也是邵飘萍故居。邵澄说，1925年10月26日京报馆落成以后，邵飘萍一家就一直住在这里。邵澄和姐姐邵涓都在这里出生，并在聆听祖母汤修慧讲述祖父邵飘萍的故事中长大成人。

邵飘萍的孙辈合影，右二为邵澄，右一为邵澄姐姐邵涓

“祖父与京报馆的故事，要从1916年他带着祖母来北京说起。来到北京后，先是自办通讯社，后又创办《京报》，在祖父生命的最后十年，他的新闻救国思想得到了集中体现。”邵澄说。

1916年6月，结束了在日本近两年半流亡生活的邵飘萍受《申报》社长史量才之聘，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此时的邵飘萍，刚好30岁。7月底，邵飘萍从上海出发，赴京上任，开启了其新的职业生涯。夫人汤修慧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从此他以青年志士的姿态献身于北京报界。”

邵飘萍到北京后，即收集了大量的京城报纸。他阅读后发现，绝大多数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命运大事的资讯，都掌握在国外通讯社手里，而国内的报纸，不但报道滞后，且无任何真实公正可言。“看到中国新闻业被外国通讯社所愚弄的现象，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一个新闻从业者，我祖父深感耻辱，义愤填膺。他认为，造成中国新闻业如此不堪之根本，是北洋政府执政无能、奉行丧权辱国之策以及新闻界专业人才极度匮乏所致。”

为改变这一局面，邵飘萍身体力行，到北京后马上创办了《新闻编译社》，这是中国人首创自办通讯社。之后，他又在北京大学参与创办了中国高等学府第一个新闻学研究社团——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并担任导师。

京报馆里邵飘萍题写的“铁肩辣手”

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在北京创办了《京报》，并自任社长。

《京报》自创刊以来，以其独特的办报风格和先进的经营方式，深得社会各界的认同。随着发行量的不断增加，报馆规模也相应扩大。1925年10月26日，京报馆正式迁址到北京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魏染胡同35号（现为30号），《新闻编译社》也一并随迁于此。随后，邵飘萍全家也搬进与报馆一墙之隔的34号（现为32号）院。而京报印刷厂则搬到报馆东北端的前孙公园胡同东夹道。由此，《京报》成为当时北京报界唯一一家拥有完整经营体系（包括自有馆舍）的报社。

京报馆旧址和邵飘萍故居平面图

邵澄介绍说，整个京报馆建筑群由祖父的好友、《京报》元勋之一的吴定九设计。京报馆占地面积1200平方米，建筑面积820平方米，为一座以青砖灰瓦的中式四合院为主的建筑群，包括一栋砖木结构的二层洋楼，两个小四合院。报馆办公场地与家眷起居间既方便通行又相互独立，各自拥有西向的街门。

走进京报馆旧址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报馆南山墙上的“京报”二字，旗杆基座上则刻有篆体的“京报”两个字。报馆大门门楣上方镌刻有“京报馆”三个大字，上款为“民国十四年”（即1925年），下款为“振青题”字样，并覆以暗红色油漆，字体俊秀洒脱，遒劲风骨力透纸背，系邵飘萍亲笔书写。

邵澄说，这座凝聚祖父全部精力创办的报馆，是他一生立志走“新闻救国”之路上的一座新的里程碑。京报馆落成后，邵飘萍在一张照片的右上角写上“京报馆新建之编辑部”，并署名“飘萍敬赠”，印制成明信片，再寄给海内外的朋友共享这份喜悦。邵澄指着京报馆墙上的图片说，当时的《京报》上还刊发了这张照片。

1925年落成时的京报馆，右上角写有“京报馆新建之编辑部 飘萍敬赠”

京报馆主楼临街立面用西洋式砖壁柱装饰，一楼中间为大门，加古典罗马柱式门廊，门廊上层为铁艺栏杆围合的阳台，与大门左右对称上下两层共有12个隔间窗户，其中左侧因楼梯占用1个隔间，所以左侧上下两层只有5个房间；而右侧则为6个房间。一楼最北侧隔间为车库，二楼中间窗户上方砖墙上刻有凸形“PKINGPRESS”英文字母。

步入主楼大门，门廊内吊挂西式和中式木楣，门廊左侧为传达室；右侧为营业窗口，百年前制作的“营业部”三个大字仍完整清晰地保留在门廊右侧墙上。门廊北侧为通往二层及屋顶的木质楼梯。

“门廊内营业窗口分外醒目，主要是接待不同的读者、订户和承接广告等业务。为扩大报纸的发行量，《京报》还在永兴庵特设直营发行点。”邵澄说，为了进一步改进服务质量，《京报》当年还曾发布过一则启事：“本报欲读者诸君先睹为快，特雇用脚踏车夫多人。分途速送，准于9点以前送到”。这一办法自1921年7月施行以来，深受读者欢迎，报馆的送报人最多时达几十人。

《京报》送报员

“对京报馆内部之组织，编辑之方法，新闻之搜集，排印之体裁，无不尽量革新。故出版不久，俨与久握首都舆论界牛耳之二三。京报日益发达，公声誉亦日隆。”汤修慧曾有这样的描述。

《京报》问世仅一个月，就以消息灵通、内容丰富广受欢迎，销量从每天300多份增至4000份，最高时发行量超1万份，成为当时华北地区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报纸。

1925年10月26日《京报副刊》中写道：“京报日出万份，再加上副刊月奉千余，所以本刊的读者在一万人以上。”

邵澄说，从1921年5月到1925年10月，京报馆馆址先从创刊时的前门外西河沿三眼井胡同37号，迁到琉璃厂小沙土园21号，再迁到宣武门外骡马市魏染胡同35号。不到5年时间，京报馆两易其址，且报馆条件不断得到改善，邵飘萍与时俱进的新闻理念和报业经营思路，以及其超强的个人能力，是《京报》得以快速发展的关键所在。

京报会议室

沿着门廊北侧木质楼梯来到报馆二楼，这里是《京报》运营管理中枢。二楼分为南北两侧套间，其中北侧有两间办公室，供编辑部人员使用；南侧依次是阳台，会议室里和社长办公室，之间采用木板隔断。一些重要的稿件，在社长邵飘萍的主持下，通常都在这里研究、讨论、定稿、最后排版发行。

京报社长邵飘萍办公室

院内北房及东西房为编辑部、新闻编译社所用，南房为营业部、

广告部用房。北房后山墙开有大门，直通院内的运输通道和一个小花园，方便货物的运输和工作人员散步休息。院内有两处通往东路跨院的通道，这是邵飘萍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路。

邵飘萍五个子女合影，后排左为大女儿邵乃贤，前排右一为邵澄父亲

紧挨着京报馆的是邵飘萍和家人起居的院落，院落坐北朝南，二进深，邵澄兄弟姐妹便在此出生。其中，北房西侧为邵飘萍的卧室，东侧两间为会客厅，这是邵飘萍会见重要客人的场所。东房北侧一间为邵飘萍的书房。据邵澄介绍，祖父当年许多重要文章，如“三一八惨案”发生前后的新闻评论等，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1924年冬到1926年初，中国政局风云变幻，军阀混战愈演愈烈。这是祖父职业生涯中最为繁忙和最为艰险的时期，他以非凡的智慧应对错综复杂且多变的时局。”邵澄介绍说，列宁和孙中山逝世后，《京报》均给予大篇幅的报道，借此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宣扬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支持北伐。

同时，《京报》还对1925年上海的“五卅惨案”和1926年发生在北京的“三一八惨案”进行了深度报道，以声援两地工人、学生和市民强烈抗议日商纱厂资本家、英国巡捕房和北洋政府枪杀无辜的暴行，有力支持了沪、京两地乃至全国人民的反帝、反军阀的群众运动。邵飘萍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将生死置之度外，以笔为刃，与帝国主义、反动军阀进行着殊死的搏斗。积极配合中共北方区委，宣传党的各项主张，唤醒民众。邵飘萍以其特殊身份、特殊的方式，践行着一个秘密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义务。

穿过故居一进院北房东侧的过廊，即可进入二进院。过廊的东墙侧常年停放有一辆铜拉杆人力车。这辆车曾有过载着邵飘萍进入中南海采访的“光荣历史”。

1925年10月26日，恰逢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借京报乔迁新馆之际，大家一起在京报馆为邵飘萍过40岁生日，这也是邵飘萍生前的最后一个生日。

“那一天，对于祖父邵飘萍而言，一是过生日；二是他一生中最为钟爱的《京报》也正式迁入新馆舍，可谓是双喜临门。”邵澄说，当天，在京报馆西路院落前庭搭建了一个临时戏台，梨园界好友马连良、韩世昌、程砚秋、荀惠生等名伶都前来祝贺。当晚的开锣戏一反常规，由马连良率富连成班底出演《开山府》，马连良饰演的邹应龙，唱念做打俱佳，特别是“打严嵩”一场，令人拍手叫绝。邵飘萍与马连良关系非同一般。

早在上世纪初，马连良作为京剧界老生行当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崭露头角，酷爱京昆艺术的邵飘萍就经常观看马连良的演出。他曾在《京报》和上海的多家报纸撰文，支持和鼓励马连良在艺术上的革新，并称赞他为“须生泰斗，独树一帜”。两人交往密切，马连良视邵飘萍为良师益友，是京报馆的常客。

《开山府》这出戏说的是明嘉靖年间，奸臣严嵩父子当道，专权纳贿，残害忠良。自陷杀杨继盛（椒山）等后，朝士侧目，无一敢言者。忠臣御史邹应龙，心怀对奸臣的痛恨，乘机设计挫辱严嵩，且打且骂，淋漓尽致，一解胸中愤恨……

“祖父一生崇尚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正是出自明嘉靖年间被奸臣严嵩迫害致死的著名谏臣杨继盛之手。马连良之所以选择这出戏开锣，用心良苦。而对于此番用意，祖父自然也是心领神会。”邵澄说。

随后，荀慧生、韩世昌、马富禄、程砚秋等纷纷登台助兴，大轴是马连良、朱琴心、姜妙香等合演的《御碑亭》。当天的庆生活动一直持续到后半夜，亲朋好友欢聚一堂，邵飘萍兴趣盎然，和大家一起愉快地度过了这个美好的夜晚。

汤修慧出生于1890年，比邵飘萍小四岁，祖籍江苏吴县，自幼随父亲在金华古子城的酒坊巷上开照相馆。邵飘萍在金华中学堂教书时，《申报》聘其为特约通讯员，因此经常要跑到照相馆洗照片，一来二去，两人便熟悉了。邵飘萍见汤修慧聪明伶俐，奈何读书太少，就劝说其父送女儿到浙江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学费由他承担。两人由此结缘，并于1912年在金华结为伉俪。之后，邵飘萍因发表时评揭露袁世凯称帝野心而被捕入狱。汤修慧多方周旋营救邵飘萍出狱，并送其东渡扶桑。在日本期间，邵飘萍一边潜心攻读法律与政治，研习宪政、新闻自由等现代理念，寻求真理与新知；一边组织“东京新闻社”，为上海《时事新报》《申报》等撰写评论，继续揭露袁世凯卖国行径‌。1916年袁世凯死后，邵飘萍随即回国，与汤修慧一同北上。

汤修慧（1890—1986） 邵飘萍（1886-1926）

在京报馆邵飘萍生平事迹展二展厅北墙上，悬挂有一幅邵飘萍的书法遗墨。“这幅作品正文是祖父所录唐代诗人杜甫的《野望》：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万里桥。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惟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跨马出郊时极目，不堪人事日萧条。落款处题有：戊午端阳，慧子嘱余书数语补其所制余幅，余以天涯漂泊方不胜身世之感，因录杜工部诗以进。得垂笑为牛衣对泣否乎？署名：飘萍。”

邵澄介绍说，这幅祖父遗墨背后有一段故事。这幅字的落款时间是戊午年端午节，也就是1918年6月13日。祖母曾回忆说，那天她先写了几幅字，想请邵飘萍也写幅字，与其相和以补齐余幅。当时，邵飘萍是《申报》驻京特派记者和北京新闻编译社社长，想到那几年和汤修慧一起走过的不平凡经历，他特意选择了录制杜工部诗《野望》，全诗充满了忧愁、孤独的情绪。

“祖父之所以选择写这首诗，是对诗作者‘天涯沦落人’处境的触景生情。祖父的坎坷经历和内心感受，与杜甫诗中吐露的情感产生了某种共鸣。他似乎在以诙谐的口吻调侃祖母，回首二人身处艰难困苦的逆境中，几经生离死别、却始终不离不弃、共克时艰的经历，是否也可喻为牛衣对泣？”邵澄说，这幅遗墨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这对报人伉俪之间浪漫乐观的情调，至今读来仍别有一番感受。

邵飘萍与汤修慧在一起

困境中的邵飘萍，在艰难中磨炼自己的意志。他在日本攻读法律政治专业，努力学习国外先进的新闻学理论。他与几位同学共组“东京通讯社”，为京沪报纸提供资讯，同时兼任《时事新报》通讯员。其间，邵飘萍拜访了孙中山、黄兴等人，并结识了李大钊、章士钊、潘公弼等进步人士。这些交往对邵飘萍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人后来有的成了同事，有的是他一生的挚友。回顾这段历史，透过这幅遗墨中的故事，可以看到一生励志“新闻救国”的邵飘萍，面对一次次困境，却从未退缩消沉，而是以更加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敬业精神，去实现自己的终身志向。

奉系军阀张作霖对邵飘萍怀恨在心，欲除之而后快。1926年4月24日傍晚，邵飘萍从京报馆出来，在途经魏染胡同南口时，遭到侦缉队围捕，京报馆连夜被查封。4月26日凌晨，邵飘萍被反动军阀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秘密杀害于北京天桥，时年40岁。

1929年4月24日《京报》推出邵飘萍被难三周年纪念特刊

1928年，北洋军阀政府垮台。汤修慧经过多方努力斡旋，在当年6月12日，再次使《京报》复刊，她自己继任京报社长，并撰写了《京报二次复活宣言》一文：“呜呼，飘萍先生之丧……修慧盖无日不椎心泣血，含辛茹苦，以求得机会，一伸先夫子宏大之志愿……”字里行间，无不表达了她继承夫志、前仆后继的坚定决心。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就在7月28日北京沦陷当天，汤修慧抱着绝不当亡国奴的信念，毅然关闭了苦心经营多年的京报馆。自此，《京报》走完了她历经19年不凡的风雨历程，但邵飘萍、汤修慧这对报界伉俪以及他们所创办的《京报》，在中国新闻和报业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复，追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并多次派人上门慰问汤修慧。新中国成立后，汤修慧把京报馆捐赠给北京市人民政府，一家人则居住在一墙之隔的邵飘萍故居。直到2018年京报馆着手改造前，邵澄他们才搬出来。

邵澄与北京集报爱好者在寻找早年的《京报》

1984年，京报馆旧址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开始，北京市将其修缮成为集展览、教育、实践于一体的红色场馆。京报馆旧址博物馆（邵飘萍故居）被列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馆内设有多个主题展厅，其中《〈京报〉与京报馆》展厅还原邵飘萍、吴定九等人的工作场景，展示《京报》发展历程‌；《百年红色报刊》展厅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史，突出北京党报的历史地位‌；《邵飘萍生平事迹》展厅聚焦其创办《京报》、传播马列主义、培养新闻人才等贡献‌；‌邵飘萍家书临展等‌，则展现其家国情怀与个人情感‌。

在建党百年之际，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北京地区开展革命活动的旧址和红色传统教育基地，京报馆旧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以其极为厚重的百年历史，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事业。

（部分资料照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