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的高端定制什么样？这条棉毯或许可以给出答案

1966年8月，兰溪香溪镇密山村（原香溪公社密山大队）的一个农户，为建造新房上山挖砖石。不料，这一挖，竟发现一座古墓。打开棺材后，一具女尸映入眼帘，面目如生，衣着整齐，胸口还挂着一个招文袋，身下垫着一张棉毯，毯上铺着钱币。

消息很快在十里八乡传开，大家纷纷赶来看热闹。

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出土了告身、棉毯、绸衣、绸裤等10余件文物。

当时，任岩山区文化站（驻香溪镇）负责人的徐庆浩把文物用纸包好，送到兰溪县文化馆，由文物组的同志接收。文化馆文物组设在兰溪饭店后面阐扬巷唐石泉公祠内（现已拆除），工作人员把棉毯晾在竹竿上，并告知省博物馆。后来，这批文物保存于省博物馆。

棉毯的主人是谁？这无疑是大家最好奇的一个问题。

潘慈明、高氏墓图

当年，专家们无法确定墓主姓名及其身份。直到1971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考古工作者周中夏、汪济英获知此墓后赴兰溪调查，通过走访收集到大量的口头资料，并在下潘村找到《古溪潘氏宗谱》。宗谱所绘南宋潘慈明及其妻高氏合葬于密山的坟图，与出土石椁墓地点吻合。结合墓中出土的告身残件记载了潘慈明的仕历及其妻子高氏，墓主人身份由此确定。

《古溪潘氏宗谱》记载，潘慈明（1120—1190），兰溪女埠下潘人，家族乃是宋代兰溪望族，绍兴二十三（1153）进士，历官国子监主簿、秘书郎、荆湖南路转运使，赠特进荣禄大夫。潘慈明之妻高氏（1128—1209），明州鄞县人，高闶之女，同样为名门望族，且“高氏在宋世衣冠最盛”。

毫无疑问，包括这条棉毯在内的文物，是南宋早中期的产品。

整条棉毯长2.51米、宽1.16米，纯用棉花织成， 经纬条干一致，采用了双面拉毛工艺，细密、厚实、柔软。棉毯上用81枚开元通宝和北宋钱币排列成六个互相连接的菱形图案。

为什么是81枚？《古溪潘氏宗谱》中记载高氏去世：“不幸以疾终于江宁官舍，春秋八十一载。”高氏享年81岁，恰好与棉毯上的81枚钱币吻合。

“密山棉毯以实物有力证明了南宋时期的江南地区，已经比较普遍地使用棉织品，也可以推断出婺州（金华）一带特别是兰溪已有发达的纺织业，改写了元代黄道婆带回棉纺织技术的历史。”兰溪市博物馆馆长郑建明说。

时隔56年，今年1月，密山棉毯回到兰溪，在兰溪市博物馆展出。关于密山棉毯是由外地输入还是本地生产的问题，参观者探讨颇多。

上世纪70年代，周中夏以笔名钟遐发表《从兰溪出土的棉毯谈到我国南方棉纺织的历史》，他在文中给出了两种可能：一在浙江，一在湖南。

说是湖南输入，是因为潘慈明曾任荆湖南路转运使，荆湖南路所在的区域相当今湖南南部和广西东部，这一带有悠久的植棉历史。所以，有可能是潘慈明从荆湖南路带回来的。

说是本地生产，是因为宋代有两个人都说“木棉江南多有之”。一是南宋初年的史炤，另一个是宋末的胡三省。结合两人的著作，钟遐认为，浙江各地至少在宋末元初种植棉花已相当普遍。元世祖统一江南就在浙东、江东等地设立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十万匹”，也证明宋时浙江棉花的生产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否则元初不可能在浙江设置木棉提举司，大量征输棉布。当时，兰溪是钱塘江上游的经济中心，经仙霞关与老产棉区福建相通。因此，棉花传入兰溪较早和出土的棉毯产于当地，并非没有可能。

“另外一位学者的发现，可以推出密山棉毯所用棉花很可能就是兰溪本地种植的。”郑建明介绍。

我国纺织界著名学者杨汝楫在《宋代棉毯的分析》一文记载，1978年11月9日，他与浙江省博物馆王明达、上海纺织工学院黄国梁等人，到密山棉毯出土地点访问当时的发掘者。据说，当时出土的棉织品还有“浴巾条”一条或数条，宽约一尺，长约五六尺。棺内还垫有厚约三、四寸的一层棉花，已去籽但未弹松。只是，大家都未见到实物。

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主任、研究馆员周旸也倾向于密山棉毯是兰溪本地生产这一说法。她对它有着很高评价：出道即巅峰。

“高氏是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对自己贴身的服装和家纺会有要求，这条棉毯不是寻常人家能用的，可以说是当时的高端定制。”周旸表示，密山棉毯所用的纤维是亚洲棉，又名中棉，多称为木棉。

密山棉毯到底有何独特之处？周旸列举其3个特点。

1.16米的宽幅，证实宋代已有阔幅重型纺织机用于一般棉织物的生产；棉毯长2.51米，至少需要两人共同织造，左右轮流投梭，其中一人还要兼顾打纬运动，足以证明宋代纺织手工艺的发达；棉毯双面起绒，绒头厚实丰满，起绒方法特殊。

丰厚的绒毛怎么来？周旸介绍，应该是将织成的棉毯平铺，再用刷子来起绒，从而达到蓬松柔软的效果。

高氏墓内值得研究和关注的，除了棉毯，还有丝绸制品。在汪济英看来，这些是了解当时婺州丝织业生产和服饰的重要实物。其中，较完整的有单衣和夹衣各一件，裤子4条。

宋代婺州地区的丝织业发达。据朱熹所记，当时唐仲友在婺州开设规模颇大的采帛铺，一次就能卖出暗花罗、瓜子春罗等丝织品三四百匹。其所经营的作坊，除了能机织外，还兼营印花和染色，“染造真紫色帛等物，动至数千匹”。欧阳修也曾用“孤城秋枕水，千室夜鸣机”来形容丝织业繁荣景象。到了明代，婺州官方设有金华纺织局。 

兰溪时属婺州，地处钱塘江中上游，也是通江达海之地。明万历《兰溪县志》：“远而业商者或广、或闽、或川、或两京、或沛、或苏杭，舟载比比也。”由此可见，兰溪商埠兴旺。

1932年，为提倡国货，兰溪绸缎布业十四家大同行门市部共同印制的特别大减价广告（鲍培松提供）

“明清时期，兰溪的棉纺织业已十分发达，纺纱、织布、印染等部门已进入专业化分工阶段。”郑建明介绍。民国五年（1916），兰溪新发祥袜厂开启机械针织业之路。此后，相继有福隆、华美华、德昌泰、恒泰、万祥、大华等百货商店，实行前店后坊，生产和销售粗线袜和低档毛巾。至1942年，兰溪已有棉纺、针织厂33家，工人500余人。

“其实早在唐代，婺州和兰溪生产的布就已经远销新疆。”周旸说。

左 婺州兰溪县庸调布，右 婺州信安县租布（图片来源斯坦因《亚洲腹地考古图记》） 

在新疆阿斯塔那古墓群曾出土3块布，分别为“婺州信安县租布”“婺州兰溪县庸调布”和“婺州兰溪县脚布”。

婺州兰溪县脚布 （图片来源《新疆出土文物》）

布上的题识相当于纳税证明。例如“婺州兰溪县庸调布”上的题识是：婺州兰溪县瑞山乡从善里姚君才庸调布一端，绚，神龙二年八月□日绪。

兰溪县从唐咸亨五年（674）建立，至今已有1300多年，而 “兰溪”之名一直未变。

周旸解释，租庸调是唐代实行的赋税制度，以征收谷物、布匹或者为政府服劳役为主。当然，也可以用布、绢等来代役。“姚君才庸调布一端”意思是，男子姚君才缴纳的税布一端。唐代税布的最小计量单位是端，一端即半匹。“绚”是验收人的签名。（租是田租，每年要交纳一点量的米；庸指力役，每年要服一定期限的劳役；调是户调，每年要交一定量的绢、棉、麻等）

兰溪市文史与文献研究会成员张晓敏介绍，唐代婺州地区苎麻种植已比较普遍，用苎麻纤维织成的布叫“纻布”，俗称“麻布”，是婺州地区主要出产之一。“历经万水千山，前往遥远的新疆，在墓中沉睡1000多年后，以‘不腐之身’重见天日，可谓非同寻常。这3块纻布为金华、乃至国内的唐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弥足珍贵。”